大学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年轻人的思想，进而影响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如果说中国教育史上有谁做到了这一点，那大概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了。

胡适、陶行知的导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说：“如果你比较一下世界各地大学的校长，包括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其中不乏在特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但我相信，在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上扮演大学校长角色的，除了蔡元培之外，没有一个人。这是一个个体。

蔡元平

蔡元培接手前的北大

蔡元培接手北大之前，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11年，但北大仍然保留了部分京城大学读书的封建传统。虽然他花了数千银元考入了北大，但他却无心读书，反而把仆人带进教室，打麻将、吃花酒、炫耀名角、上课、逛青楼。很常见。

据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回忆，“当时北大有一个不好的现象，饭后‘两大学一馆’是最好的主顾。”馆”指首都大学馆）。

当时，法学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学科。文科之所以最不受欢迎，是因为人们不明白文科是什么，而人们认为学习法律当政府官员是理所当然的。就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好心提醒我，申请北大可以先申请法律。

又比如，当时北大的学生主要是背讲义，到了学期末，他们就会把课本收起来，按照设定的分数“临时抱佛脚”。老师希望你在期末考试中取得高分并最终获得毕业证书。因此，蔡元培曾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过： “平时学生走开，考试时认真看讲义，毫不犹豫地放在书架上，你敷衍地回答三四个问题。”这不是违背了学习的初衷吗？ ”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大多数朋友并不推荐他，因为他的学术目标不纯粹，学习方法落后。他接受了，心想如果蔡元培不好好改正的话，他以前的名声会更差。

蔡元培的改革

话说回来，北大在接手之前学校文化就很脏，为什么短短10年就成为世界顶尖大学之一呢？当然，这得益于蔡元培的诸多改革措施。是。

例如，针对学生求学当公务员的不良动机，蔡元培在191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伟大的学者是研究高深知识的人”。他认为，学习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大学不是出售毕业生或灌输固定知识的机构，而是人们获得先进知识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蔡元培在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连续四年在开幕式上不遗余力地进行讲解和演示，他的想法没有改变。

比如，针对学生死记硬背讲义的学习方法，蔡元培直接改进了讲义，讲义只能包含摘要，细节需要老师或学生在课堂上口述，有规定。课后，可以鼓励学生自己查资料、听讲座。

比如，蔡元培招人是为了激发学术兴趣，从世界各地招收知名人士，不分年龄、资历、出身，表示如果有才华，“很乐意拜访”。茅草屋三间。于是，就任校长后的第九天，他就请来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在学生中很有名气。适合北京大学的学生。

蔡根培

蔡元培的改革措施数量之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他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原因。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府没有时间认真管理国家的教育改革。北京大学.这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在学生层面，军阀战争不仅赋予了蔡元培相当大的行政权力，也让北大学生的救国热情越来越高。正是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

再从社会角度来看，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创立“德师”、“赛师”，倡导批判封建迷信，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社会。这种社会背景为推翻学生入学只是为了当公务员、致富的观念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客观地说，上述三个方面在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外部因素，而蔡元培北大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蔡元培自身的因素。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改革工具、社会环境以及改革者的能力和态度。

文章最后我会谈谈蔡元培的性格和北大的学校文化。

蔡元培的人格与北大的校格

陶行知老师曾说过：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校长的价值观和人格特质往往在学校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之一。蔡元培至少有三个特点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种更大，一种新，一种更好。爱。

第一个是蔡元培的大号。他是一个宽容、大度、谦虚的人，包容人的缺点，接受人的缺点。这种人格魅力让无数人敬佩。陈独秀曾在《蔡孑民老师逝世后感言》中说，蔡元培“能够接纳异己，尊重学术思想自由，这在习惯了独裁统治、喜同厌异的东方人中是罕见的”。

几乎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都有类似的感受，除了陈独秀。任鸿俊在记忆中这样说道。 “他非常谦虚、善良、温和、有礼貌、节俭，这是纯属自然的，这些都是为了给梁漱溟、罗家顺等人留下好印象和好感。其他学生都是我校的毕业生。”北大，蔡元培的包容性和博大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成为一所坚守北大精神核心价值观：思想自由、包容的大学。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的一大特色，就是人多、流派多、观点多。当时，北京大学被称为“中国有多少个政党就有多少个北大学派，有多少个北大教授就有多少个校园学术观点”。

当你走进当时的北京大学时，你可能会感到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混乱感。当时在校园里，像胡教授这样的教授上课总是穿着西装、皮鞋，洋气十足，而在另一个教室任教的辜鸿铭教授却穿着一件长马褂，留着长辫子。他拿着干烟斗，让贴身仆人点了根烟，喝了水。这些人用他们的外表来无形地表达他们的想法。

蔡元培接受、包容、理解甚至保护一些对立流派。本来中国文人就有冷漠的传统，只要聚在一起，总是会争论，但蔡元培虽然倾向新意，但对辜鸿铭、辜鸿铭等保守派始终保持着理性的态度进行调整并保持公平。黄江先生保持尊重和公正，让新旧学派充分辩论，同时充当中间立场的润滑剂，使辩论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这就是蔡元培的“大”。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教授合影

第二个是蔡元培的新作。蔡元培是一位追求改革创新、信奉忠孝、爱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学者，但他经历了1888年的甲午战争和维新运动的失败。 1898年，他意识到西方科学的进步，渴望了解西方。

他读任何能找到的西方书籍，无论内容是什么，在他年近40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他抛弃了自己的名声，自费去德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语言，他给两个儿子取名为“威廉”和“博林”（柏林）。

又如，当他的妻子不幸因病去世，无数人跨过门槛为他寻找结婚对象时，他惊讶地发现我们制定了五项原则。 1、女性不宜绑脚。男人必须会读书写字； 4. 男人死后，女人可以再婚； 5. 如果婚姻不幸福，可以离婚。

“不奴役、不再婚、不离婚。”这句令人震惊的话语出自一位翰林学者之手，这些离经叛道、令人困惑的原则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被认为是死的。如同一块巨石，有着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效果。

由于蔡元培的创新，北大得以师资办学，支持新文化运动，实行男女同校，改革僵化的讲课，完全放开选课，支持成立社团，淘汰不良外国人。有创新，比如开除教师。新体制将原本保守、腐败的校园变成了新潮、正气的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因此，鲁迅曾在他的第《我观北大》号论文中这样解读北大精神。 “首先，北大一直是新动向的先锋，想要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好的上升道路，它已经获得了很多隐藏的箭头，也有很多传言说这些年来教授和学生发生了变化，但上升趋势总是一致的，不一定会放缓。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蔡元培的爱情。蔡元培的爱是一种温柔，一种友情，一种情谊，无法用语言来解释，如春风如雨。当时的人们曾这样表述。武术家陈独秀练得刚劲有力、猛烈的南拳，蔡元培则是智者，擅长太极刺击，能举起千斤重。静静地用四肢爬行。

例如，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25周年，学校曾在礼堂举办音乐会。晚上8点音乐会即将开幕时，礼堂内部分座位被无票学生占据，持票学生不准入场，造成礼堂内秩序混乱。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但他没有生气，站起来只是和蔼地说： “在北京这里，大学礼堂不是战场。没有门票进入场馆的，被鼓励离开。没有门票的，也被要求离开。有门票的，‘音乐爱好者，请听听这个。我问我的同事们。’音乐学院不仅演出一次，而且将来还会演出很多次，”他继续说道。没有门票进入的人将被要求离开，想要进入的人请按照我的指示进行。 ”

蔡元培的话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据一位多年后回忆的北大毕业生回忆，“蔡先生讲完这句话，站在讲台上，听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一百多个没买票的人都站了起来。”开始吧！”大家轮流唱歌。蔡先生还在台上，微笑着点头。 ”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讲学

为什么当时的教授、学生、工作人员，不管他们的成就有多么伟大，他们的性格多么随和，无论他们的想法多么激进，在蔡元培面前总是显得像“小学生”？它？究其原因，当然与他自身的个人魅力有关。

1922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出访欧美。当时，学生冯友兰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纽约北大校友会听说蔡元培要从伦敦来纽约，就组织了欢迎委员会，冯友兰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同学们前往纽约的一个码头迎接他，看着54岁的蔡元培独自下船，没有任何随从。

随后，中国留学生为蔡元培女士举行了欢迎晚会。会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场内座无虚席。蔡元培一进会场门口，冯友兰就看到满屋子的人都怒吼起来，齐齐行动，仿佛听到了命令。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学者看到这一幕，说道：“我真的很尊敬蔡教授，我北大的同学都这么嚣张，怎么在蔡教授面前都变成了小学生呢？” “会把它收起来吗？”他公开哀叹道。

有人这么说。 “没有蔡元培教授，北京大学就没有今天这么伟大。没有伟大的北京大学，1917年到1926年的中国教育文化就没有今天这么伟大”。成功固然取决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态度和努力，以及蔡元培的慷慨、创新、友谊等。没有性格特征，北京大学就不可能存在。思想自由和包容性。北大精神，更何况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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