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导师是因博士生培养需要而设立的岗位，不是职称体系中的一个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近日，教育部在下发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再次明确“博导是什么”。
这其实不应该还是一个问题。
1995年，为适应博士生教育发展的需要和扩大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改革博士生指导教师审核办法的通知》，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就已经明确规定“博士生指导教师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而不是教授中的一个固定层次和荣誉称号”。
那么，为何在25年之后，我国社会还存在“博导是什么”的困惑呢？就在前不久，教育部在回复《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311号（教育类212号）提案答复的函》中，也提到构建健康的“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要明确博导岗位职责。
博导是岗位，不是荣誉，这并不难理解，可为何长期以来存在博导要比教授更高一级，被认为是“头衔”和“荣誉”的问题呢？这是和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密切相关的，是学术评价“头衔化”、“帽子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初期，由于博士少，能指导博士生的导师更少，因此，把博导作为比教授更高的头衔，是可以理解的。为保证博士培养质量，在1995年之前，我国的博士生导师，是由国家组织统一审核的，据统计，从 1981 年起，经前后五批审核，全国批准博士生指导教师 8043 名，截止 1993 年底共培养博士 14000 余名。 但是，在1995年国家明确博导只是岗位后，我国高校等博士培养单位和社会，还把博导视为比教授高一层次，就显然是对博导岗位的异化。这种基本定位的异化，很显然，会影响博导遴选、管理、考核、评价、退出，造成博导和研究生关系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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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类似这样的异化，在当今高校、科研机构并不鲜见。比如，高校教师获得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本来是给教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可是，不论教师本人，还是高校，都把获得项目，就作为成就与荣誉，甚至还是头衔，诸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也就是说，只要获得课题项目，还没有开展研究，取得任何研究成果，项目获得者就已经功成名就了。最为典型的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只要获得该项目，获得者就成为了“杰青”。针对这一现象，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官网发布一封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信中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资助项目负责人不是荣誉称号，应避免人才项目被异化为“头衔”和“荣誉”并与各种待遇直接挂钩。
然而，这并没有带来多大改变，一些人依旧“固执”地把这作为头衔和荣誉。这源于背后的功利教育与学术观念。尤其是人才所在的单位，会把这作为办学的政绩，如把有多少“博导”、多少“杰青”以及其他学术头衔教师作为教师队伍建设成就。“唯帽子论”也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引导教师和科研人员争相追逐帽子，而不是潜心做教育与学术研究，把教育和学术演变为争夺资源的游戏。
“唯帽子”评价，本质是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评价，不是关注教师、科研人员的真实教育能力、学术能力、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而是以身份、资历、头衔论高低。在把博导头衔化、荣誉化的环境中，即便所指导博士生评价很差的博导，会因有博导头衔（所谓评上博导）而很难退出，而有能力指导博士的教师（在发达国家的大学，有博士学位，刚毕业的助理教授也能当博导）却因没有头衔而不能独立指导博士生。
博导从“岗位”异化为“头衔”、“荣誉”，也就难以避免博士教育由此出现各种问题。提高我国包括博士教育在内的所有各类教育质量，都需要清理各种由于功利化而导致的异化，当下国家正在推进的“破五唯”，就是在清理这些异化，让教育和学术回归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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