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的冬天，冷得格外扎实。
我站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两只脚轮流着地，左脚踩一会儿就得换右脚，不然鞋底那层薄薄的胶皮根本挡不住地上的寒气往上窜。风从操场那头刮过来，带着麦秸垛和土墙的味道，钻进脖子里像刀子割。
我叫陈守义，那年十八岁，在公社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说是高中，其实课本都不全，数学缺了最后十几页，物理书从中间裂成两半，用麻绳捆着才能拿。但我们这些人还是当宝贝一样翻来覆去地看，因为谁都知道，这大概是最后的机会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秋天传开的，像一阵闷了很久的雷，终于炸响。
整个学校都躁动起来。
教我们语文的赵老师，一个瘦得像竹竿的中年人，站在讲台上把粉笔头捏得发白，说：“你们赶上了，你们真的赶上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发红，我们坐在底下，心里也跟着发烫。
可发烫归发烫，日子还得一天一天挨。
我家在陈家洼子，离公社十五里路，全是土路，骑车要将近一个钟头。说是骑车，其实我那辆自行车是爹留下来的，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链条得三天两头抹缝纫机油，不然蹬起来像杀猪。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自*课，教室里冷得像冰窖。窗户上糊的报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有人的手已经冻得握不住笔了。
我正趴在桌上做一道数学题，是关于二次函数的。恢复高考后的考题比我们以前学的难太多了，我算了三遍，答案都不一样，急得后脖颈冒汗。
“陈守义。”
有人叫我，声音不大，带着点犹豫。
我抬头，看见林舒窈站在课桌旁边。
她是我们班的，平时坐在靠窗第三排，跟我隔着两个座位。她不是那种扎眼的好看，但耐看，眉眼细长，说话的时候喜欢微微偏头，像是怕声音传不远。她家条件比我们这些农村的强一些，她爹在公社供销社当副主任，穿的衣服虽然也是蓝布棉袄，但洗得干净，领口没有补丁。
“你……周末回家不？”她问。
“回啊，咋了？”
“我想跟你去一趟陈家洼子。”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眼睛看着桌面，“我听赵老师说，你手上有去年的高考题，是托人从县里带回来的？我想借来抄一下。”
我愣了一下。
确实有这回事。我有个表哥在县化肥厂当工人，托关系弄了一套去年的高考复*资料，油印的，字迹模模糊糊，但内容全。这在当时是稀罕东西，整个学校可能就我这一份。
“行是行……”我挠了挠头，“但资料放家里了，没带来学校。你要是不嫌远，周六下午放学跟我一块儿回去拿。”
“行。”她答应得很快，然后顿了顿，又说：“会不会太麻烦你们家？”
“麻烦啥，不就多双筷子的事。”
我说这话的时候，压根没想过“多双筷子”在我们家意味着什么。
周六下午，我们放了学就出发。
天阴着，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路两边的杨树光秃秃的，枝丫像手指一样伸向天空。我推着那辆破自行车走在前面，林舒窈跟在旁边，背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上面用红丝线绣了个“为人民服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你这车……能骑吗？”她看着链条上缠着的麻绳，忍不住问。
“能骑，就是得看运气。”我把麻绳往紧里又勒了一下，“上坡不能骑，下坡不敢骑，平路看心情。”
她笑了一下，露出一小截白牙。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天已经擦黑了。农村的冬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太阳就落山，六点钟外面就什么都看不清了。远处村庄里有狗叫声传来，一声一声的，像是有人在敲一口破钟。
“快到了。”我指着前面一片黑黢黢的树影说，“过了前面那道梁，下坡就是。”
她嗯了一声，走路的步子已经有些慢了。我知道她累了，十五里土路，一个女学生，搁谁都得累。
到了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陈家洼子不大，拢共三十几户人家，稀稀拉拉地散在一道浅沟里。村里没有电，家家户户点的煤油灯，远远看去像是几点萤火虫趴在地上。
我家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玉米秸扎的，风一吹就晃。院子里拴着一只芦花鸡，正在墙根底下刨食，看见我们进来，扑棱着翅膀叫了两声。
“娘，我回来了。”我推开那扇用木棍顶着的大门，喊了一声。
屋里亮着灯，昏黄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我娘应了一声，掀开门帘走出来。她个子不高，常年弯腰干活，背已经有些驼了。头上裹着块蓝布头巾，身上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
“这是……”她看见林舒窈，愣了一下。
“我同学，林舒窈，来咱家借复*资料的。”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转头对林舒窈说，“这是我娘。”
“婶子好。”林舒窈微微鞠了一躬，声音很脆。
我娘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笑着说：“好，好，快进屋，外面冷。”
进了屋，一股呛人的煤烟味扑面而来。堂屋正中支着个铁炉子，里面烧着碎煤块，火苗不大，炉子上面坐着一把黑乎乎的铝壶，壶嘴冒着白气。
我爹坐在炉子旁边的小马扎上，正拿把钳子夹煤块。他前几年在队上干活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就在家歇着，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见林舒窈进来，他站起来，腰弯着，笑了笑：“来客了？”
“爹，这是我同学。”
“坐，坐。”我爹把马扎让出来，自己搬了块砖头坐下。
林舒窈有些不好意思，坐在马扎上，把书包放在膝盖上。她四处看了看，眼睛里没有嫌弃，只是安安静静地打量着这间屋子。
屋子不大，土墙用旧报纸糊了一层，有些地方已经翘起来了。墙上挂着一串红辣椒和几辫子大蒜，角落里堆着几个麻袋，里面装着红薯。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八仙桌，漆面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桌腿上缠着铁丝，因为有一条腿裂了。
我娘进了灶房，没多大会儿，端了两碗热水出来，碗是粗瓷的，边上有缺口。
“喝口水，暖和暖和。”我娘把碗递过来，手指头上有裂开的口子，用黑胶布缠着。
林舒窈双手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说：“谢谢婶子。”
我娘站在旁边搓了搓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舒窈，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娘，你坐下歇会儿呗。”我说。
“不歇，不歇，我去做饭。”她转身进了灶房。
灶房就在堂屋旁边，用半堵墙隔着，能听见锅碗瓢盆的响声。我娘在里面忙活了一阵，忽然没了声音。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传来一声鸡叫，短促而凄厉。
我愣了一下，赶紧跑到灶房门口。
我娘蹲在灶台旁边，手里攥着那只芦花鸡，鸡脖子已经割开了，血滴在一个黑碗里。她的动作很利索，一看就是干惯了的，但脸上的表情却像是在做一件很心疼的事。
“娘，你杀鸡干啥？”我急了。
“来客了，总不能让人家吃红薯就咸菜吧。”她头也不抬，把鸡扔进盆里，倒了开水烫毛。
“那是咱家唯一的下蛋鸡啊。”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怕林舒窈听见。
我娘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拔毛，说：“鸡没了可以再养，人来了不能亏待。”
我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回了堂屋。
林舒窈正坐在炉子旁边，跟我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爹问她家是哪里的，她说在公社街上，又问了她爹在哪儿上班，她说供销社。我爹点了点头，没有再往下问，只是把炉子里的火拨大了一些，往里面添了几块碎煤。
屋里渐渐暖了起来。
二
晚饭端上来的时候，我有些不敢看那张桌子。
一只鸡被做成了两样，一半红烧，一半炖汤。红烧的那碗用酱油烧的，颜色深褐，上面撒了几粒葱花，油汪汪的。鸡汤是用砂锅炖的，飘着几片姜和一小把干辣椒，热气腾腾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除此之外，还有一盘炒白菜，一碗腌萝卜条，一碟子辣椒酱，主食是红薯面窝窝头，掺了一点白面，比平时的纯红薯面要软和一些。
我知道，这是我们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那只芦花鸡，养了整整一年，每天下一个蛋，我娘指望着拿鸡蛋去供销社换盐和煤油。现在它躺在碗里，油亮亮的，像是在替这个家撑最后一点体面。
“吃，多吃点。”我娘把鸡腿夹到林舒窈碗里，筷子伸出去的时候微微发抖。
“婶子，您也吃。”林舒窈赶紧站起来，想把鸡腿夹回去。
“我不爱吃鸡肉，牙口不好，嚼不动。”我娘笑着摆手，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拿起一个窝窝头，掰成小块泡在鸡汤里。
我知道她在说谎。她牙口好得很，去年过年的时候还啃了半根猪尾巴。她只是舍不得吃。
我爹坐在旁边，默默地喝着鸡汤，不说话。他用勺子舀汤的时候，勺子总是绕开鸡肉，只舀汤和姜片。偶尔不小心舀到一块鸡脖子，还会夹出来放在我碗里。
一顿饭吃了将近一个小时。林舒窈吃得不多，但每一口都嚼得很认真，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她吃完了碗里的鸡腿，又把骨头放在桌上，没有扔在地上——我知道，她是怕被狗叼走了，显得浪费。
吃完饭，我把复*资料从里屋的木箱子里翻出来。那是一叠油印的纸，用棉线订着，边角已经卷起来了，但内容完整。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四科的考题和答案，一共三十多页。
“就是这些了。”我把资料递给她，“你抄吧，不急，明天带回去也行。”
“谢谢。”她接过资料，翻开看了看，眼睛亮了一下，“这就是我在找的东西。”
我娘在外屋收拾碗筷，水声哗哗的，夹杂着碗碟碰撞的脆响。过了一会儿，她探头进来，说：“守义，让你同学今晚睡你屋，你在堂屋搭个铺。”
“不用不用，我抄一会儿就回去。”林舒窈连忙站起来。
“天都黑了，十五里路呢，一个女娃咋回去？”我娘的语气不容置疑，“就在这儿住一宿，明儿一早再走。”
林舒窈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夜色，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一夜，我睡在堂屋的炉子旁边，铺了一床旧棉絮，盖着一件我爹的军大衣。炉子里的火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我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还是冻得直哆嗦。
里屋的灯亮了很久，隔着土墙能听见翻纸的声音和钢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林舒窈大概在熬夜抄题，我本想过去说一声早点睡，但想了想，又没动。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刚蒙蒙亮。
我娘已经在灶房里忙活了。她烙了几张饼，白面掺的玉米面，两面焦黄，上面撒了一层芝麻——那芝麻不知道是从哪儿翻出来的，罐子底上刮下来的，总共也没几粒。
“吃了再走。”我娘把饼塞到林舒窈手里，又用报纸包了几张，让她带着路上吃。
林舒窈接过饼，低头咬了一口，忽然抬起头，看着我娘，说了一句：“婶子，谢谢您。”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有些红。
我娘摆摆手，笑着说：“谢啥，以后常来。”
林舒窈走的时候，我送她到村口。早晨的雾气很重，路两边的枯草上结了一层白霜。她背着书包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我家的方向。
“你娘……真好。”她说。
“嗯。”我应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资料我抄完了就还你。”她转过身继续走，“下周六，我带来学校。”
“不急，你慢慢抄。”
她没有再说话，沿着土路一直往前走，身影渐渐消失在雾气里。我站在村口，看着她走远，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回到家，我娘正在院子里扫地上的鸡毛。
芦花鸡的羽毛散落在墙根底下，有几根还带着血迹，被风一吹，贴着地面打转。我娘蹲下来，把那几根漂亮的尾羽捡起来，捋直了，夹在窗棂上。
“留着扎鸡毛掸子。”她说，像是在跟我解释。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她扫地。她扫得很仔细，连一根细小的绒毛都不放过，扫完了还用扫帚拍了几下地面，把浮土也拍实了。
“娘，那只鸡……”我开了口，又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
她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她站在院子里，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身后是三间歪歪斜斜的土坯房，头顶是灰蒙蒙的腊月天。
“守义。”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很平静。
“嗯。”
“那个女同学……家里条件比咱好。”
我没说话。
“她爹在供销社，你爹腰坏了，咱家就靠那几亩地。”她把扫帚靠在墙上，拍了拍手上的土，“我不是说人家不好，我是说……”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
“别耽误人家。”
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被风刮跑了。但我听得真真切切，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胸口上。
“娘，你说啥呢。”我别过头去，“她就是来借资料的，我们就是普通同学。”
“我知道，我知道。”我娘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进了灶房。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枣树和墙根底下那几根鸡毛，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她说的不对吗？她说得对。
我们家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愁下顿，拿什么去“耽误”人家？
可她说得对吗？也不对。
因为我和林舒窈之间，什么都没有。没有承诺，没有暗示，甚至连多余的眼神都没有。她只是来借一份复*资料，仅此而已。
但我娘偏偏要说出这句话。
我知道她不是多虑，她是怕。怕我生出不该有的心思，怕我在最不该分心的时候分了心，更怕将来有一天，我会因为门第的差距而受伤。
那天下午，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回了学校。一路上，链条嘎吱嘎吱地响，像是在替谁叹气。
三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照旧。
上课，做题，背书，吃饭，睡觉。日子像磨盘一样转，不快不慢，碾碎了冬天的每一个晨昏。
林舒窈在第二周的周三就把资料还给了我，用牛皮纸重新包了封面，边角也压平了，看起来比原来整齐了许多。她还给我的时候，在资料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四个字：“多谢。共勉。”
字迹很小，钢笔写的，一笔一画都很端正。
我看了那四个字很久，然后把资料锁进了木箱子里。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好像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暧昧，也不是疏远，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上课的时候，偶尔目光相遇，她会微微点一下头，然后迅速移开。下课的时候，她经过我的座位，会在桌上放一颗水果糖——那种硬邦邦的水果硬糖，橘子味的，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
我没有吃那些糖，全攒在一个铁盒子里，放在枕头底下。
1979年的春节来得早，一月底就过年了。
年三十那天，我爹破天荒地割了两斤肉，肥的多瘦的少，在锅里炖了一锅白菜粉条。我娘又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虽然只掺了一半白面，但已经比平时的窝窝头好了太多。
吃饭的时候，我娘忽然说：“过了年就开春了，再有几个月就高考了。”
“嗯。”我夹了一块肥肉塞进嘴里，油滋滋的，香得人想哭。
“你好好考，考上了，咱家砸锅卖铁也供你。”她说完这句话，夹了一筷子咸菜，嚼得很响。
我爹在旁边闷声说了一句：“考上就行，别管啥学校，考上就行。”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在他们眼里，只要我能考上，哪怕是中专，也是跳出农门的出路。至于大学，那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
春节过后回到学校，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教室里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拼命的表情。有人凌晨四点就起来背书，有人熄灯以后还打着手电筒做题，有人把复*资料抄了一遍又一遍，手指头都磨出了茧子。
赵老师把我们几个成绩好一点的叫到办公室，一人给了一套手抄的复*题。他把题递给林舒窈的时候，说了一句：“你基础好，再加把劲，有希望。”
林舒窈接过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我站在旁边，看见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三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做题，忽然有人跑进来说，陈守义，你家里人来了。
我跑到校门口，看见我爹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扶着腰，脸色发白。他骑了十五里路来学校，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布袋子。
“爹，你咋来了？”
“你娘让我给你送点吃的。”他把布袋子解下来递给我，里面装着十几个煮鸡蛋和一罐子咸菜疙瘩，“鸡蛋是跟邻居家借的，你娘说让你补补身子。”
我接过布袋子，看见他的手。那双手又粗又黑，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虎口上裂了好几道口子，有的还在渗血。
“爹，你腰不好，骑这么远干啥。”
“没事，歇歇就好了。”他扶着车把，慢慢蹲下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你娘说了，让你别省着，该吃就吃，身体垮了啥都白搭。”
我蹲在他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你那个女同学……就是年前来咱家的那个，还在不？”
“在。”
“她成绩咋样？”
“挺好的。”
我爹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娘那天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啥话？”
“就是……别耽误人家那句。”他搓了搓手上的泥，“你娘不是那个意思，她是怕你分心。”
“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浑浊但认真，“你娘这辈子没念过书，不会说话，但她心不坏。她是心疼那只鸡，可她更心疼你。她把鸡杀了，是因为她觉得你带回来的同学，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她跟你说那些话，是怕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想东想西。”
“爹，我真的没有想那些。”
“没有就好。”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行了，我走了。你好好学。”
他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前走，腰弯着，每走一步都要皱一下眉头。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鸡蛋记得吃，别放坏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手里攥着那个布袋子，忽然觉得鼻子酸得厉害。
回到教室，我坐在位子上，把布袋子放在桌洞里。
林舒窈从前排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轻声问：“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
她没有再问，转回头去继续做题。
那天晚上，我在枕头底下的铁盒子里又加了一颗水果糖。打开数了数，一共有十一颗，全是橘子味的。
四
四月份的时候，学校里搞了一次模拟考试。
试卷是赵老师自己出的题，油印的，有些地方印得不清楚，但难度比高考只高不低。考完以后，赵老师把我们几个人的卷子单独挑出来批改，批到半夜。
第二天，他把成绩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
我考了第三名，林舒窈考了第一名。
她的分数比第二名高了将近二十分，数学几乎是满分。我看着成绩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替她高兴，也替自己着急。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操场的角落里啃窝窝头，她端着搪瓷缸子走过来，蹲在我旁边。
“你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用的什么方法？”她问。
“韦达定理。”
“不对，应该用判别式结合韦达定理，你只用了韦达定理，丢了一个解。”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详细的解题过程，递给我。
“我写下来了，你看看。”
我接过来看了一遍，恍然大悟。她的方法确实比我高明，步骤简洁，逻辑清晰，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你脑子真好使。”我由衷地说。
“不是脑子好使，”她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土里画了一个二次函数的图像，“是我爹去年给我请了个老师，县一中的，教了我一个月。”
她说完这句话，忽然停住了，大概是意识到这话在我面前说不合适。
我笑了笑，没接话。
县一中的老师，一个月得多少钱？我们家连请老师吃顿饭都请不起。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就是这么具体，具体到一道数学题，具体到一个月的时间。
“陈守义，”她忽然认真地看着我，“你比我聪明，你只是没有条件。如果你也有老师教，你肯定比我考得好。”
“拉倒吧。”我咬了一口窝窝头，“我啥水平我自己清楚。”
“我说真的。”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你别妄自菲薄。”
我愣了一下，她用了“妄自菲薄”这个词，是我们前两周刚学的一个成语。从她嘴里说出来，一点也不显得卖弄，反而恰到好处。
“行，我不妄自菲薄。”我学着她的语气说了一句，两个人都笑了。
五月份，天气渐渐热了起来。
教室里的煤炉撤了，窗户上的报纸也撕了，换上了透明的塑料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跑到操场边上的杨树林里背书。背完了语文背政治，背完了政治背历史，背到嗓子冒烟，就跑到水龙头底下灌一肚子凉水。
林舒窈比我起得还早。我四点半到操场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棵最大的杨树底下看书了。她手里总是拿着一支铅笔，在书上写写画画，嘴唇微微动着，念念有词。
我们之间隔了十几米，各背各的，互不打扰。偶尔她会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一眼，然后继续低头看书。
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谁都没有说话，但就是觉得踏实。好像在这条艰难的路上，有一个人在远处陪着你，不需要说什么，光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支撑。
有一天早上，她没有来。
第二天也没有。
第三天，我忍不住问了她的同桌。
“林舒窈呢？咋好几天没来上课？”
“她爹病了，住院了，她去医院照顾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放学以后，我骑车去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在公社大街的西头，一排红砖平房，门口挂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上面的字已经褪色了。
我在病房里找到了她。
她坐在病床边上的板凳上，手里端着一碗粥，正一勺一勺地喂她爹。她爹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起来瘦了不少。
“你来了。”她看见我，没有惊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叔咋了？”
“胃病，老毛病了，这次犯得厉害。”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站起来，理了理头发。她的头发有些乱，眼睛下面有黑眼圈，看起来好几天没睡好了。
“你回去上课吧，这儿我来照顾。”我说。
“不用，你回去复*，别耽误时间。”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坚定。
“那你也得上课啊，还有一个月就高考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
我没有再说什么，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给她。那是我最近整理的数学笔记，把所有重点题型和解题方法都归纳了一遍，写了三十多页。
“你抽空看看，别落下太多。”
她接过笔记本，翻开看了一眼，忽然笑了一下：“你的字真丑。”
“能看懂就行。”
她点了点头，把笔记本抱在怀里，说：“谢谢。”
那天晚上我回到学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着高考，一会儿想着她爹的病，一会儿又想起我娘说的那句话。
“别耽误人家。”
现在到底是谁耽误谁呢？
她爹病了，她可能没办法好好复*。而我呢，我连一本像样的参考书都买不起，只能靠东拼西凑的资料硬撑。我们就像两个在黑暗里摸索的人，各自握着一根快要燃尽的火柴，谁也照不亮谁的路。
但那根火柴不能灭。
灭了，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五
六月，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星期。
林舒窈在她爹出院后的第三天就回到了学校。她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里面多了十几页她的补充，用红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把我遗漏的知识点全补上了。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她说。
我翻了一遍，不得不承认，她的补充比我原来的内容好太多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还标注了每一类题型的易错点。
“这差不多可以印成书了。”我说。
“那就当书用。”她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那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说过多余的话。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教室里的气氛紧张得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掉。
赵老师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说：“别熬太晚，保持体力，调整好心态。你们是我教过的最好的一届学生，我对你们有信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
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带的第一届毕业班，也可能是最后一届。他明年就要调走了，去县里的教研室，据说是因为他教得好，被上面看中了。
考试前一天，我回了趟家。
我娘给我煮了十个鸡蛋，又烙了一摞饼，用包袱皮包好，塞进我的书包里。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让我换上，说考试的时候穿得整齐点，给人留个好印象。
“娘，不用，穿啥都一样考。”
“不一样。”她固执地把衬衫塞给我，“人靠衣装马靠鞍，你穿得体面点，心里也踏实。”
我拗不过她，换上了那件衬衫。衬衫有些大，袖子长了一截，我卷了两道，看起来倒也还算精神。
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半天说了一句：“别紧张，考啥样算啥样。”
“嗯。”
“考上了最好，考不上也没事，回来种地，饿不死。”
我娘瞪了他一眼：“你嘴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我爹嘿嘿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我走的时候，我娘送到村口。她站在那棵歪脖子柳树底下，手里攥着一条手帕，朝我挥了挥。
“好好考。”她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但我知道她说了什么。
高考在县城一中举行。
我们公社中学的考生坐了满满一辆拖拉机，天不亮就出发，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县城。一路上，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书包，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林舒窈坐在拖拉机的后挡板上，风吹得她头发乱飞。她用手拢着头发，眯着眼睛看路两边飞速后退的杨树，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水。
考试持续了三天。
那三天里，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人像一根绷到极限的橡皮筋。每一场考试结束以后，脑子都是嗡嗡的，像是被人拿棍子敲过。
最后一门考完的时候，我走出考场，看见林舒窈站在操场边上，手里拿着一瓶汽水，正一口一口地喝着。
“考得咋样？”我走过去问。
“还行吧。”她把汽水瓶递给我，“你呢？”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问没做出来。”我接过汽水，灌了一大口，橘子味的，甜得发腻。
“那道题确实难，我也没把握。”她说。
我们并肩站在操场边上，看着其他考生陆续走出来。有人笑，有人哭，有人面无表情，有人蹲在地上发呆。七月的阳光毒辣辣地照着，操场上腾起一层热浪。
“考完了。”她说。
“考完了。”我说。
两个人都笑了，但笑容里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茫然。
考完了，然后呢？
没有人知道。
六
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我回到陈家洼子，重新拿起了锄头。白天跟着队里的人下地干活，拔草、施肥、浇地，晚上回到家就坐在院子里发呆。那棵枣树已经绿了，枣花细细碎碎的，散发着淡淡的甜香。
我娘从不主动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有时候是面条，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是烙饼，虽然都是粗粮细做，但能看得出来她花了心思。
“娘，你别弄这些了，我又不是病人。”
“你比病人还金贵。”她说，“考完了试，得好好补补。”
七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地里掰玉米，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直起腰，看见村里的邮递员老周骑着自行车从土路上过来，车铃铛叮铃铃地响。他到了地头，把车一刹，从绿色的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陈守义，你的信。”
我接过信封，看见上面印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几个字，手一下子就抖了。
撕开信封的时候，手指头打滑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用牙咬开的。
里面是一张成绩单，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印着几行字。
我看了三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总分：386分。
那一年，我们省的理科本科线是350分。
我站在玉米地里，手里攥着那张纸，忽然蹲下来，眼泪啪嗒啪嗒地砸在干裂的土地上。
我考上了。
我考上大学了。
我跑回家的时候，鞋子都跑掉了一只。我娘正在灶房里做饭，看见我光着一只脚冲进来，吓了一跳。
“咋了？”
“娘，我考上了！”我把成绩单递给她，“386分，过线了！”
她接过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看懂了我脸上的表情。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好，好，好。”她一连说了三个好，然后转身从灶台上端起那碗正在炒的菜，往里面又加了一勺油。
那天晚上，我爹破天荒地开了瓶酒，是那种散装的白薯干酒，一块钱一斤。他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
“喝。”他说。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
“你爷爷那辈儿是要饭的，你爹我这辈子是种地的，到了你这儿，是大学生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眶红了，但没有哭，“陈家的祖坟冒青烟了。”
我娘在旁边抹着眼泪，笑着说：“冒啥青烟，是咱守义自己争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怎么也睡不着。我打开枕头底下的铁盒子，把那十一颗水果糖倒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
橘子味的，橘子味的，全是橘子味的。
我把其中一颗剥开，塞进嘴里。糖已经有些化了，粘在玻璃纸上不太好剥，但放进嘴里的那一刻，甜味一下子弥漫开来，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
八月份，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被省师范学院物理系录取了。
虽然不是重点大学，但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师范院校不要学费，还管饭，每个月有十几块钱的补贴。这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的。
赵老师知道以后，专门骑着自行车跑到我家来，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喝了三杯茶，说了无数句“好好好”。
“物理系好，物理系好。”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当个物理老师，比种地强。”
我娘杀了一只兔子——是跟邻居家借的，说等以后养了再还——招待赵老师。赵老师走的时候，我娘又塞给他一袋子红枣，说让他带回去给师娘吃。
赵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到村口，忽然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守义，林舒窈也考上了，省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她爹的病好了？”我问。
“好了大半，能下地走路了。”赵老师说，“她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声，让你到了省城去找她。”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赵老师走后，我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看着天边的晚霞。火烧云铺了半边天，红得像泼了朱砂，一层一层的，从深红到浅红，再到金色，最后融进灰蓝色的暮色里。
省医学院，临床医学。
她学了医。
我想起她坐在病床边喂她爹喝粥的样子，想起她喂粥时那种专注而温柔的神情。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已经决定了要学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要做。
她选了学医，我选了学物理。两条路，在省城交汇，但会不会在更远的地方分开，谁也不知道。
九月初，我要去省城报到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娘把我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件一件地检查，该补的补，该洗的洗。她把那件衬衫又洗了一遍，晾在院子里，月光照在上面，白得发亮。
“到了学校，好好学。”她坐在煤油灯底下，一边缝扣子一边说，“别想家，家里有你爹呢。”
“嗯。”
“钱的事你别操心，我和你爹能想办法。”
“娘，有补贴呢，够花了。”
“够花就行。”她把缝好的衣服叠整齐，放进一个蛇皮袋子里，“缺啥了就写信回来，我给你寄。”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那个女同学……林舒窈，也在省城？”
“嗯，医学院。”
“医学院好，出来当大夫。”她点了点头，像是在自言自语，“大夫好，受人敬。”
我没有接话。
她把针线收好，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煤油灯的光映在她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是被岁月犁过的地。
“守义，”她说，“你到了省城，要是想去找她，就去找。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定。”
我愣住了。
“娘，你说啥呢？”
“我说啥你知道。”她笑了笑，转身出了门，“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那天晚上，我又把铁盒子里的水果糖数了一遍。
十一颗，一颗都没少。
我拿起一颗，对着煤油灯看了看。玻璃纸在灯光下闪着彩色的光，橘子的香味透过玻璃纸渗出来，淡淡的，像是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我把糖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塞进蛇皮袋子的最底层。
七
九月一号，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那是一辆破旧的客运班车，从县城出发，晃晃悠悠地开了六个多小时，才到了省城。一路上，我抱着蛇皮袋子，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城市。
省城很大，大到让我心慌。
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汽车，到处都是人。我从汽车站出来，背着蛇皮袋子站在马路边上，像一个误入丛林的猎物，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师范学院在城北，我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才到。
报到的第一天，领了宿舍的钥匙，找到了自己的床位。宿舍是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我被分在上铺。铺好床，把蛇皮袋子塞进床底下，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陌生的校园，心里空落落的。
第二天，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陈守义！”
我回头，看见林舒窈站在食堂门口。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蓝色的裙子，头发扎成马尾，整个人看起来比高中时候精神了许多。她的脸上有了些肉，不像以前那么瘦了，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端着饭碗站起来，有些惊讶。
“医学院就在隔壁啊，走路十分钟。”她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你瘦了。”
“还好吧。”
“晚上我请你吃饭，学校门口有个小馆子，味道不错。”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不用不用，食堂挺好的。”
“别客气了，你帮了我那么多忙，请你吃顿饭不应该吗？”
我没有再推辞。
晚上，我们坐在学校门口一家叫“春风”的小饭馆里。店面不大，只有六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幅迎客松的画，画已经发黄了。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说话嗓门很大，但人很热情。
林舒窈点了四个菜：一盘鱼香肉丝，一盘红烧茄子，一盘醋溜白菜，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又要了两碗米饭。
“点这么多干啥，吃不完。”我看着满桌子的菜，有些心疼。
“吃不完打包。”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茄子放在我碗里，“你尝尝，这家的茄子做得特别好。”
茄子确实好吃，外酥里嫩，酸甜口的，比我们食堂的菜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我吃了两口，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
“这是啥？”她问。
“你打开看看。”
她解开布包，看见里面是一把红枣和一小袋炒花生。
“我娘让我带给你的，说让你尝尝。”我说，“自家地里种的，不值钱。”
她看着那些红枣和花生，愣了一下，然后拿起一颗红枣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眶忽然红了。
“婶子还记得我？”
“咋不记得，她还念叨你呢，说你在省城学医，将来当大夫，有出息。”
她低下头，用筷子拨着碗里的米饭，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说：“陈守义，你替我谢谢婶子。”
“你自己写信跟她说呗，她虽然不识字，但我爹能念给她听。”
“好。”她点了点头，笑了。
那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聊高考，聊各自的专业，聊未来的打算。她说她以后想当一名外科大夫，我说我以后想当一名物理老师。
“为啥想当老师？”她问。
“因为赵老师。”我说，“他让我知道，一个好的老师能改变一个人的一辈子。”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会的。”
吃完饭，我送她回医学院。两个学校之间隔着一条马路，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在路灯下泛着黄绿色的光。
走到医学院门口，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陈守义，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吗？”
“当然可以，隔壁嘛，抬腿就到。”
她笑了一下，转身走进了校门。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躺在窄窄的上铺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盒子——我把铁盒子从家里带来了。打开盖子，里面的水果糖在月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
我拿起一颗，放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又放回去了。
还是没有吃。
大学的日子，比高中轻松了一些，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物理系的课程很重，高等数学、力学、热学、电磁学，每一门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啃。我底子薄，基础差，很多内容在课堂上根本听不懂，只能课后去图书馆自己看书。
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待的地方。那是一栋老式的建筑，红砖墙，木头窗户，里面的书架高到天花板，到处都弥漫着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我坐在角落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
林舒窈每周末都会来找我。
有时候是周六下午，有时候是周日早上。她来的时候，要么带点吃的，要么带点水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图书馆门口等我，等我出来了，一起在学校附近走走。
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
不是朋友，也不是恋人，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像是两条并行的铁轨，靠得很近，近到能听见对方车轮碾过的声音，但始终没有交汇。
有一次，她来的时候带了两张电影票，说学校礼堂放《小花》，陈冲演的，很好看。
我们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看着银幕上的画面。电影放了一半，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了一句话。礼堂里太吵了，我没听清。
“你说啥？”我凑近了一些。
她没有重复，只是摇了摇头，转回头去继续看电影。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学校，走到医学院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站在路灯底下，看着我。
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柔柔的，像是给她的轮廓镀了一层金边。她的眼睛很亮，里面有光在跳，像是藏了两颗星星。
“陈守义，”她叫我的名字，“你有没有想过……”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
一阵风吹过来，法国梧桐的叶子哗啦啦地响，有几片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伸手拂了拂头发，笑了笑，说：“算了，没什么。早点回去睡吧。”
她转身走进了校门，步伐很快，像是在逃避什么。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像是一锅快要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但盖子压着，怎么也掀不开。
我想起我娘说的话。
“别耽误人家。”
又想起我娘后来改了口。
“你要是想去找她，就去找。”
两种声音在脑子里打架，打了好几个月，始终分不出胜负。
八
大一的冬天，省城下了一场大雪。
那天早上我推开宿舍的窗户，看见整个世界都白了。操场、屋顶、树枝，全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我穿上了我娘给我寄来的棉袄——她新做的，用的是今年秋天新收的棉花，外面罩了一层深蓝色的卡其布，比以前的棉袄厚实多了。她还在棉袄的内侧缝了一个小口袋，说让我放点零钱和粮票。
我正准备去图书馆，宿舍楼下的大爷喊我：“陈守义，有人找。”
我下楼，看见林舒窈站在雪地里。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大衣，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和肩膀上，有些已经化了，湿漉漉的。
“你咋来了？这么大的雪。”我赶紧跑过去。
“给你送饺子。”她把搪瓷盆递给我，“我们学校食堂今天包饺子，白菜猪肉馅的，我多买了一份。”
我接过盆子，揭开盖子，一股热气冒上来，带着饺子的香味。盆子里装了满满一盆饺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码得整整齐齐。
“这么多，你一个人吃的？”
“我吃过了，这是给你的。”她搓了搓手，手指头冻得通红，“你快拿上去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上来坐会儿，暖和暖和。”
“不了，我还有课。”她把手插进口袋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了，饺子皮有点厚，你将就着吃。”
她踩着雪往回走，红色的棉大衣在白色的雪地里格外显眼，像一团移动的火苗。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朝我挥了挥手，然后消失在街角的梧桐树后面。
我端着搪瓷盆子站在宿舍楼下，站了很久，直到盆子里的热气渐渐散了，才转身回去。
那盆饺子，我吃了两顿才吃完。
皮确实有点厚，馅也有点咸，但我一口一口地嚼着，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比那只芦花鸡还好吃。
大二那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
林舒窈在实验课上出了事故，被浓硝酸烫伤了右手。
消息是她们宿舍的同学告诉我的。我跑到医学院的校医院，看见她躺在病床上，右手缠着厚厚的绷带，脸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红印子。
“咋弄的？”我站在床边，心提到了嗓子眼。
“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试管炸了。”她笑了笑，像是没事人一样，“没啥大事，就是皮外伤。”
“还笑！”我急了，“你是学医的，手要是伤了咋办？”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忽然不笑了。
“你担心我？”她问。
“废话。”
她低下头，用左手摸了摸右手上的绷带，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夫说了，不会留后遗症，就是得养一段时间。”
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她。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但眼睛还是很亮。
“你吃饭咋办？”我问。
“食堂有同学帮我打。”
“作业呢？”
“用左手写，写得慢点，但能写。”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每天我给你打饭，送到你们学校来。反正也不远。”
“不用，太麻烦了。”
“麻烦啥，你帮我那么多忙，我帮你打几天饭不应该吗？”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有再推辞。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去医学院的食堂打好饭，送到校医院去。她的右手不能动，我就把菜夹到馒头里，递到她左手上。她吃得很慢，但每一口都吃得很认真。
有时候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吃饭，会想起那年冬天她在我家吃饭的样子。也是这样安安静静的，每一口都嚼得很认真，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她吃完饭，忽然问我：“陈守义，你以后想留在省城吗？”
“可能吧。”我说，“毕业以后分配工作，分到哪儿就去哪儿。”
“你想不想分到省城？”
“想啊，谁不想留在大城市。”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两个星期后，她的右手拆了绷带。恢复得不错，能握笔了，只是写字还有些抖。大夫说再养一段时间就完全没问题了。
她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她站在校医院门口，用右手在我面前晃了晃，说：“你看，没事了。”
我抓住她的手腕，看了看她的手。手背上还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但手指灵活，活动自如。
“以后小心点。”我说。
“知道了。”她抽回手，脸上飞过一片红晕。
九
大二结束的那个夏天，我回了趟家。
一年没见，我娘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背也更驼了。但她精神很好，看见我回来，高兴得在灶房里转来转去，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瘦了，瘦了。”她摸着我的脸，反复说着这两个字。
“没瘦，还胖了呢，学校伙食好。”
“胖啥胖，脸上的骨头都硌手了。”
我爹坐在门槛上，看见我回来，嘿嘿笑了两声，没有说话。他的腰更不好了，走路都要拄着棍子，但精神头还行，每天还能在院子里喂喂鸡、扫扫地。
家里的变化不大。三间土坯房还是那三间土坯房，院墙还是那道玉米秸扎的院墙，枣树还是那棵枣树。唯一的变化是院子里又多了一只芦花鸡，在墙根底下刨食，跟去年那只一模一样。
“又养了一只？”我问。
“嗯，开春的时候跟邻居要的。”我娘说，“现在又下蛋了，一天一个，攒了好几十个了，等你走的时候带上。”
吃饭的时候，我娘做了一桌子菜。有鸡有鱼有肉，鱼是河里的鲫鱼，肉是跟杀猪匠赊的。她坐在旁边，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筷子伸出去的时候不再发抖了——也许是因为高兴，也许是因为我的手比她稳，可以帮她夹。
“守义，”她忽然问，“那个林舒窈……还在省城不？”
“在呢，医学院。”
“你们……还来往不？”
“来往啊，隔壁学校，经常见。”
她点了点头，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嚼了半天，咽下去，说：“那个女娃，好。”
“啥好？”
“人好。”她说，“那年她来咱家，进了门先叫人，坐的时候只坐半个凳子，吃饭的时候不翻菜，吃完了吧碗筷还帮你收。这些细节，装不出来。”
我没想到我娘记得这么清楚。
“她手还伤过一回，做实验的时候。”我说，“我给她打了两个星期的饭。”
我娘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光。
“你给她打饭？”
“嗯。”
“她手伤了，你给她打饭。”我娘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像是在咀嚼每一个字的味道。
然后她笑了，笑得很轻，但很真。
“守义，”她说，“你长大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的竹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摸出枕头底下的铁盒子——我一直带在身边——打开盖子，里面的水果糖还有十一颗。
我拿起一颗，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橘子味的香气已经很淡了，玻璃纸也有些发黄，但糖还在，一颗都没有少。
我忽然想起一个细节：她每次给我的糖，都是橘子味的，从来没有换过别的口味。
是她只买了橘子味的，还是她故意每次都买同一种口味？
我想不明白。
但我把糖放回了盒子里，盖上盖子，塞进枕头底下。
还是舍不得吃。
大三那年秋天，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了“陈守义收”四个字。字迹很陌生，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学生写的。
我拆开信，看了一遍，愣住了。
信是我娘托人写的。她说我爹的腰病越来越严重了，最近几个月几乎下不了床。队上的地也分了，包产到户，我们家分了三亩地，但她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抽空回去一趟。
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守义，你别着急，家里没事，就是想你了。”
我看着那行字，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想我了。
她想我，但她不会说“我想你”，她只会说“家里没事，就是想你了”。这就是我娘，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用最笨拙的方式表达着最深的情感。
我请了三天假，坐班车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是下午。院子里很安静，枣树上的枣子红了，压弯了枝头。那只芦花鸡在墙根底下打盹，听见动静抬起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继续睡。
我推开门，看见我爹躺在床上。
他瘦得不成样子了，脸上一点肉都没有，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的手搭在被子外面，骨节分明，青筋暴露，像是一截干枯的树枝。
“爹。”我喊了一声。
他睁开眼睛，看见是我，嘴角动了动，想笑，但笑不出来。
“回来了？”
“嗯，回来了。”
我娘从灶房里端着一碗药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把药放在桌上，走过来拉住我的手。
“不是说不让你回来吗？咋还回来了？”
“信都写了，我能不回来吗？”
她张了张嘴，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但很温暖。
那天晚上，我爹喝了一碗药，又喝了一碗粥，精神好了一些。他靠在被子上，跟我说话。
“学校咋样？”
“挺好的。”
“课难不难？”
“还行，能跟上。”
“别因为家里的事分心，好好学。”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守义，你那个女同学……你跟她处对象了没有？”
我愣了一下：“爹，你咋突然问这个？”
“我就是问问。”他咳嗽了两声，喘了口气，“你要是有那个心思，就别藏着掖着。人家女娃不会一直等你。”
“爹，你说啥呢。”
“我说啥你知道。”他的语气忽然认真起来，“你这孩子，从小就闷，啥事都憋在心里。有些事，憋着憋着就没了。”
我没有说话。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像是快要熄灭的烛火最后跳了一下。
“去吧，”他说，“别学我，我这辈子就是太老实了，啥都不敢说，啥都不敢做。你不一样，你是大学生，你有出息。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要做。”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对着那棵枣树发了很久的呆。
枣子在月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风吹过来，有几颗掉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
我想起她站在路灯下欲言又止的样子，想起她在电影院里凑近我说了一句话而我却没听清，想起她在雪地里端着饺子盆子站在宿舍楼下的样子。
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要做。
我爹说的对吗？对。
但我能做吗？
我不知道。
十
大三的寒假，我没有回家。
我在省城找了一份家教，给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补*物理，一个小时八毛钱，一个星期上四次课。一个月下来，能挣十几块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我想攒点钱，过年的时候给我娘买件新棉袄。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去商场给我娘买了一件棉袄，藏青色的，里面是驼绒的，很暖和。又给我爹买了一条围巾，灰色的，纯羊毛的。
从商场出来，我站在大街上，看着满街的年货摊子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觉得很孤独。
省城的年味很浓，到处都挂着红灯笼，贴着春联，鞭炮声此起彼伏。但我一个人站在人群里，像是被隔在玻璃窗外面的一个旁观者，看得见热闹，听不见声音。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医学院门口。
校门口冷冷清清的，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几个留校的学生进进出出。门口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也许是因为孤独，也许是因为想念，也许只是因为——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不孤独的人。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正准备转身离开，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陈守义！”
我回头，看见林舒窈站在校门口的值班室旁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穿着一件军大衣，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
“你咋在这儿？”她走过来，“你不是回家了吗？”
“我没回，找了份家教，寒假不回去了。”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她的语气有些埋怨，“我还以为你回去了，一个人在这儿过年多没意思。”
“你呢？你咋没回家？”
“我爹身体不好，我娘在医院照顾他，我回去了也是一个人，不如留在学校看书。”
我们站在校门口，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一团的，像是在替我们说一些说不出口的话。
“吃饭了没有？”她问。
“还没。”
“走，我请你吃饭。食堂今天加餐，有红烧肉。”
她拉着我走进了医学院的食堂。食堂里人不多，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留校的学生，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饭菜，安安静静地吃着。
她打了两份饭，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青菜，两碗米饭。红烧肉肥瘦相间，油亮亮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吃。”她把肉多的那份推到我面前。
“你吃你的，别管我。”
“我最近减肥，不想吃肉。”
我看了她一眼。她已经够瘦了，脸上的颧骨都看得见了，还减什么肥。
但我没有揭穿她，低头扒了一口饭，红烧肉的汁浸在米饭里，香得人想哭。
吃完饭，她送我出校门。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给你的，过年礼物。”
我低头一看，是一条围巾。深蓝色的，毛线的，织得不算平整，有几针明显松了，但能看出来织的人很用心。
“你织的？”我问。
“嗯，学了好久，拆了好几遍，就织成这样了，你别嫌弃。”
我把围巾围在脖子上，暖烘烘的，带着一股毛线的味道和淡淡的肥皂香。
“好看不？”我问。
她看着我，笑了：“好看。”
我也笑了。
我们站在梧桐树下，路灯的光从头顶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雪地上交叠在一起。
“陈守义，”她忽然说，“你记得那年冬天你去我家送复*资料的事吗？”
“那不是你家，是我家。”
“哦对，你家。”她笑了一下，“你娘杀了一只鸡，就是那只芦花鸡。”
“记得。”
“那只鸡……是你们家唯一的一只鸡吧？”
我没有说话。
“我当时就知道了。”她的声音很轻，“你家的院子里就那一只鸡，鸡窝里就一个窝，地上就那一堆鸡屎。你娘杀鸡的时候，我听见了。”
“你听见了？”
“嗯。我在里屋坐着，听见院子里鸡叫了一声，然后就没了。”她低下头，用脚尖在雪地上画了一个圈，“我当时就想，这一顿饭，得吃掉你们家多少东西。”
“你别这么说。”
“我不是在客气。”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很亮，“我是想说，那顿饭，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风吹过来，梧桐树的枝丫嘎吱嘎吱地响，有几团雪从枝头掉下来，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还有那些鸡蛋，你爹骑了十五里路送到学校来的那些鸡蛋。”她说，“你一个都没舍得吃，全分给同学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咋知道的？”
“我数过。你桌洞里有个布袋子，里面装了十几个鸡蛋，第二天就剩八个了，第三天剩五个，到最后全没了。但你一个都没吃，因为你的窝窝头还是那个窝窝头，从来没变过。”
我愣住了。
她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记在心里。
“陈守义，”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的肥皂味和淡淡的药水味——那是医学院特有的气味，“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看着她，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
一个是我娘的：“别耽误人家。”
一个是我爹的：“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要做。”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她看着我，等了一会儿，眼里的光慢慢暗了下去。
“算了，”她笑了笑，退后一步，“不早了，你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她转身走进了校门，步伐很快，军大衣的下摆在风中翻飞。
我站在原地，围着她织的围巾，手里攥着给我娘买的棉袄和给我爹买的围巾，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碎了，像是玻璃，又像是冰。
碎了一地，捡都捡不起来。
尾声
后来的事，说起来很长，也可以很短。
大四那年，我爹走了。
腰上的病拖了三年，最终还是没撑过去。我赶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我，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说什么。
我娘说，他走之前念叨了两件事。一件是我的工作分配，另一件是——“那个女娃，到底有没有戏？”
我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毕业后，我分配回了县里的中学，当了一名物理老师。林舒窈分配到了省城的一家医院，当了外科大夫。
两座城市，三百里路。
我们写过几封信，通过几次电话，但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她在医院里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学校里也被一群学生缠得脱不开身。
后来，她结婚了。对象是医院里的同事，一个外科大夫，据说人不错，对她也好。
消息是赵老师告诉我的。他在电话里说：“守义，林舒窈结婚了，你知道不？”
“知道。”我说。
其实我不知道。
但我假装知道。
又过了几年，我也结了婚。对象是隔壁学校的一个语文老师，人很朴实，话不多，做饭好吃。我们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两间平房，有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
我娘跟我们住在一起，帮我带孩子。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走路都要拄拐杖。但精神还好，每天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看着孙子在地上爬，笑得合不拢嘴。
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那个铁盒子。
盒子已经锈迹斑斑了，盖子很难打开，我用螺丝刀撬了半天才撬开。
里面是十一颗水果糖。
糖已经完全化了，粘在玻璃纸上，变成了一坨一坨的琥珀色硬块。橘子味早就散尽了，凑近了闻，只有一股陈年的铁锈味和糖的焦甜味。
我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捧着那个铁盒子，坐了很久。
枣树上结满了青枣，风一吹，哗啦啦地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娘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手里的铁盒子，问：“那是啥？”
“没啥，老物件。”我把盒子盖上，放在膝盖上。
她走过来，在我旁边的马扎上坐下，看了看那个盒子，又看了看我。
“守义，”她说，“你后不后悔？”
“后悔啥？”
“后悔当年没跟那个女娃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娘，你说啥呢，都过去多少年了。”
“过去多少年也是事。”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看透了一切的了然，“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枕头底下那个铁盒子，藏了多少年了？里面的糖都化了你还留着，你以为我看不见？”
我没有说话。
“那年你带她回来，我杀了一只鸡。”她望着院子里的枣树，声音很轻，“那只鸡，我养了一年，指望着下蛋换盐换煤油。但我杀了，一点都没犹豫。你知道为啥？”
“因为你待客。”
“不全是。”她摇了摇头，“我杀那只鸡，是因为那个女娃进门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觉得——这只鸡，杀得值。”
我转过头，看着我娘。
她坐在马扎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还是那样，裂着口子，缠着黑胶布。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每一根都像是银丝。
“有些事，”她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但你不能因为错过了，就一直停在原地不动。”
她把那个铁盒子从我膝盖上拿过去，放在旁边的石桌上。
“留着干啥？化了就化了吧。”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比我这辈子认识的任何人都活得通透。
那天晚上，我把铁盒子埋在了枣树下。
挖坑的时候，我娘站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坑挖好了，我把盒子放进去，盖上土，用脚踩实了。
“行了。”我拍了拍手上的土，“这下彻底没了。”
我娘点了点头，转身回了屋。
我站在枣树下，月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画出明暗交错的图案。风从院子外面吹进来，带着麦田和泥土的气息，和四十三年前一模一样。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又归于寂静。
有些话，不用说出口，就已经被听懂了。
有些路，走不到头，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那年冬天，有一只芦花鸡，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娃，献出了自己的命。我娘说，鸡没了可以再养。
但有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
可那又怎样呢？
枣树还在，院子还在，月光还在。
该散的散了，该留的留了。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
（全文完）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