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我十八岁。
那个夏天热得不像话，知了在梧桐树上叫得人心烦意乱。县城一中的操场上晾着刚收割的麦秸，风一吹，满校园都是干燥的草腥气。我蹲在教室走廊的阴凉处，把一本物理*题集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确认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题目都吃透了，才合上书，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叫沈建国，家在城南十里铺村，爹是木匠，娘常年咳嗽，药罐子没断过。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家六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不怕穷，我怕的是没出息。那年月，农村孩子想要出息，只有两条路：考学，或者当兵。我选了考学。
我的成绩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全县统考，我从来没掉过前三。班主任赵老师见了我爹就夸，说你家建国是个清华北大的苗子。我爹听了咧嘴笑，回家却愁眉不展，因为大学的学费、路费、生活费，对庄稼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他从没在我面前提过一个难字，只说：“你只管考，爹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信他。
可是那年五月，发生了一件事，把一切都打乱了。
那天下午我刚从学校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看见院子里的枣树下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灰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在这泥巴院子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娘端着一碗凉茶递过去，神情既恭敬又局促。
我爹坐在对面，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表情很复杂。
“这就是建国吧？”那男人站起来，上下打量我，目光里带着一种让我不太舒服的审视。
“我是沈建国的爹。”我爹站起来，声音有点干，“建国，这是你张叔，张德茂，在县教育局上班。”
张德茂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长得精神。听赵老师说，你成绩很好？”
我点点头，没说话。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我知道县教育局意味着什么，那是我爹一辈子都够不着的单位。
张德茂又坐下了，跟我爹聊了些有的没的，什么今年的庄稼怎么样，家里的房子是哪年盖的。我爹一一回答，声音越来越低，像是一直在等着什么。
终于，张德茂清了清嗓子，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没有推过来，只是用手指压着。
“老沈，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我家那小子，张明辉，今年也高考。成绩嘛……不太理想。摸底考试才三百多分，这个分数，连中专都悬。”
我爹沉默着。
张德茂继续说：“咱县的教育质量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没出过几个大学生。今年省里下了指标，要重点抓几个苗子，赵老师就推荐了你们家建国。我也打听过了，这孩子确实争气，全校第一，没得说。”
他把信封往前推了推：“这里头是两千块钱。你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五六百，两千块，够你们家修三间大瓦房，还够你娘抓药吃两年。”
我爹的眼睛落在那信封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你要什么？”我忍不住开口了，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大。
张德茂看向我，笑了：“建国啊，你是个聪明孩子，我也不跟你兜圈子。我想让你替我家明辉考试。”
空气一下子凝住了。知了在外面叫，一声接一声，像烧红的铁丝戳进耳朵里。
“不行。”我说。
“建国！”我爹喝了一声，声音又急又哑。
张德茂摆摆手，示意我爹别急，然后转向我，语气慢悠悠的：“你先别忙着拒绝。我不是让你白干，两千块只是一部分，明辉要是考上了大学，费用我们全包，另外再给你们家一千。你算算，三千块，你爹干五年都挣不来。”
“替考是犯法的。”我说。
“犯什么法？”张德茂笑了，“这种事多了去了，只要没人举报，谁知道？而且你成绩好，明辉成绩差，你把他的名字一填，考出来的分数在他那个水平线上就行了，别考太高，考个中等偏上，稳稳当当上个师专或者农校，谁看得出来？”
“那我自己呢？”我问。
张德茂的笑容顿了一下。
我自己呢？我准备了三年，从高一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做题，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路灯下背书，别人打篮球的时候我在教室里刷题。我的眼睛就是从那时候近视的，但我买不起眼镜，只能眯着眼看黑板，赵老师心疼我，把自己的旧眼镜给了我，度数不合适，戴着头晕，但我硬是戴了一年。
这些，张德茂不知道，也不在乎。
“建国，”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惊动什么，“你娘这阵子咳血了，你没看见吗？”
我喉咙一紧。
“你弟弟下学期要交学费，你大妹妹的鞋子破得露出脚趾头了，你小妹妹才六岁，连根冰棍都没吃过。”我爹的声音开始发抖，“爹没本事，爹对不住你们，可……”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那个牛皮纸信封在桌上，被风吹得微微掀开一角，露出里面崭新的大团结。十元一张，两百张，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我说我要想想。
那天晚上我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看着满天的星星，想了很多。我想起赵老师说过的话，他说建国你是咱们十里铺村第一个大学生，你一定要争气。我想起我娘咳嗽时的样子，弓着背，脸涨得通红，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我想起我弟弟的学费拖了两个学期，班主任每次开班会都点名，他回来从不跟我说，只是沉默地低头吃饭。
我还想起了张明辉，那个素未谋面的男孩。他大概也跟我一样，被父母寄予厚望，只是他没有我这样的成绩。他爹愿意花三千块给他买一个未来，而我爹连给我买一本复*资料都要犹豫半天。
这不公平，但这就是命吗？
三天后，我跟我爹说：“我替。”
我爹看了我很久，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斤猪肉和两瓶啤酒。那天晚饭，我们吃得很沉默，肉很香，但咽下去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
六月下旬，张德茂带着张明辉来了。
张明辉比我矮半个头，白白净净的，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看起来像个城里孩子。他见了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理所当然的味道。
“建国哥，”他叫我哥，声音很和气，“辛苦你了。”
我没接话。张德茂在旁边说了很多注意事项：考场在哪、考号多少、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张明辉有几分像，但好在那个年代的照片都模糊，监考老师也不会太较真。最重要的是，我的答题风格不能太突出，不能考太高的分，尤其数学和物理，要把会做的题目故意做错几道，把分数控制在能上师专的水平。
“你要记住，”张德茂叮嘱我，“你不是沈建国，你是张明辉。从进考场到出考场，你就是张明辉。”
我点头，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考试前一天，我去县城看考场。回来的时候路过学校，远远看见赵老师站在校门口，像是专门在等我。他看见我，招了招手。
“建国，你过来。”
我走过去，心里有些发虚。
赵老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担忧，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他什么都没问，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准考证，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张明辉的。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赵老师，我……”
“别说了。”赵老师把两张准考证都递给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走吧。”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建国，不管你做什么决定，老师都希望你好好的。”
那天晚上，我把两张准考证并排放在桌上，看了很久。沈建国，张明辉，两个名字，两种命运。一张照片上的人眯着眼，因为近视又没戴眼镜；另一张照片上的人戴着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可实际上，戴眼镜的那个不需要眼镜，需要眼镜的那个却没戴。
我觉得这世界真是荒唐透了。
七月七日，高考第一天。
我起了个大早，穿上了张明辉的白衬衫，那衬衫太大了，我把下摆扎进裤腰里，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镜子里的人既像我又不像我。我爹在院子里抽烟，看见我出来，把烟掐了，走过来帮我整了整领口。
“建国，”他说，声音沙哑，“要不……就算了吧。”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我爹没说话，眼眶红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进了屋。
我没算。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骑了十五里路到县城，进了考场。监考老师看了我的准考证，又看了看我的脸，点点头让我进去了。我坐下来，把笔摆好，手心全是汗。
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些题目，我全都会。
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会，是那种烂熟于心的会。每一道选择题，我都能一眼看出答案；每一道填空题，我都能在三秒之内算出结果；后面的大题，每一道都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解题思路在脑子里清晰得像印出来的一样。
我握着笔，手在抖。
我知道我不能全做对。我要考一个不高不低的分数，一个能让张明辉上师专但又不会引人怀疑的分数。我需要故意做错一些题目，需要在计算的时候“不小心”少写一个零，需要在选择题上“犹豫不决”地选错几个。
可是我的手不听使唤。那些正确的答案像是有了生命，拼命地要往卷子上跑。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控制住自己，在最后一道大题上故意漏写了一个步骤。
那种感觉，就像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掉进河里，你明明可以救她，却要假装不会游泳。
第一场考完，我出了考场，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张德茂在外面等我，递给我一瓶汽水，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好，辛苦了，明天还有三场。
第二天，数学。
那是我的强项。全县数学竞赛，我拿过一等奖。但我要假装一个数学不好的张明辉，所以我必须把最简单的题目做错。那种感觉太痛苦了，就像让一个画家故意把线条画歪，让一个钢琴家故意弹错音。
我做得很艰难，不是因为题目难，是因为要装作不会太难了。
但最后一场考完的时候，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切都结束了。张明辉会得到一个不高不低的分数，上一个不痛不痒的师专，然后分配到一个不咸不淡的工作，过完不温不火的一生。而我，沈建国，会拿到那三千块钱，给我娘看病，供我弟妹上学，然后回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但老天爷显然不打算放过我。
高考结束后第三天，我正在地里锄草，我爹急匆匆地跑过来，脸色白得像纸。
“建国，”他喘着气，“校长让你去学校一趟。”
“什么事？”
“不知道，只说让你马上过去。”我爹顿了顿，声音发抖，“好像……好像是考试的事。”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一路上我骑得飞快，脑子里乱成一锅粥。谁举报的？监考老师发现的？还是张德茂那边出了纰漏？我该怎么解释？我会坐牢吗？我才十八岁，我不想坐牢。
到了学校，校园里安安静静的，学生们都放假了，只有几间办公室还开着门。我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腿在发抖。
校长姓林，四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平时不苟言笑，学生都怕他。此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试卷，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看见我进来，抬了抬眼皮，只说了一个字：“坐。”
我没敢坐。
“沈建国，”林校长把烟放在烟灰缸上，拿起最上面的一张试卷，念了一个名字，“张明辉。”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数学，一百一十八分。”林校长看着我，声音很平静，“满分一百二，他扣了两分。”
我的汗从额头上滚下来。
“英语，八十九分，满分一百。”他又拿起一张，“物理，九十五分，满分一百。化学，九十二分，满分一百。语文稍微差一点，八十一分。”
他放下试卷，看着我：“沈建国，你说说，这个张明辉，摸底考试只有三百多分的人，怎么高考突然就考了四百七十多分？”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别急着回答，”林校长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我先跟你说个事。”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替张明辉考第一场的时候，监考老师就注意到了。因为那个考场的考生都是从城关中学调过来的，监考老师都认识张明辉。张明辉是什么水平，他们心里有数。突然冒出来一个‘张明辉’，做题做得飞快，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他们当场就起了疑心。”
我的腿开始抖。
“但监考老师没有当场抓你，”林校长转过身来，看着我，“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头。
“因为他们看了你做的卷子。”林校长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很轻，很柔，像秋天的风，“他们看了你写的每一个字，每一道题，每一个步骤。然后他们把卷子传给了我。”
他从桌上拿起那张数学试卷，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我故意漏掉一个步骤的那道大题。他指着那个空缺，声音微微发颤：“你知道我看到这张卷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我教了二十年数学，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卷子。”林校长说，“你的解题思路清晰得像水晶，每一个步骤都严丝合缝，就连你故意漏掉的那一步，我也能看出来你是故意的——因为前面所有的推导都在暗示那一步的存在，就像一首诗，你故意删掉了最精彩的那一句，但整首诗的气息还在那里。”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沈建国，”他的声音很沉，沉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自己能考多少分？”
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那双藏在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没有愤怒，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疼痛的惋惜。
“多少分？”他又问了一遍。
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十八岁的男孩，不应该轻易流泪的。我爹从小就跟我说，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可是那一刻，我控制不住。那些被我压在心底的东西，那些我不愿意去想的东西，那些关于未来、关于梦想、关于公平与不公平的东西，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
“五百五十分以上。”我哽咽着说，“如果不是故意做错，我可以考五百五十分以上。”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窗外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随着风轻轻摇晃。
林校长慢慢坐回椅子上，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他的手在抖。
“五百五十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发涩，“五百五十分，你能上清华。”
我没说话。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可以。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是张明辉，我的试卷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我的未来已经被装进那个牛皮纸信封里，标好了价格，三千块。
“你知道替考的后果吗？”林校长问。
“取消考试资格，三年内不得报考。”我说，声音已经平静了。
“不止。”林校长说，“你的学籍会被注销，你的档案上会记一笔，你这一辈子都别想考大学了。就算三年后你再去考，也没有任何学校会要一个有替考前科的学生。”
我知道。这些张德茂都跟我说过。他说过风险，但他没说后果。或者说，他说了，但我选择了忽略。
“那……张明辉呢？”我问。
林校长冷笑了一声：“张明辉的成绩作废，三年内不得报考。他爹张德茂，教育局那边会处理。”
我没问怎么处理。我不关心。
“校长，”我擦了擦眼泪，挺直了腰，“我愿意接受处分。”
林校长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我错了，”我说，“我不该替考，我不该拿自己的未来去换钱。可是校长，我不后悔。我娘咳血，我弟妹要上学，我家穷得揭不开锅，三千块钱对我家来说就是救命钱。我知道这个理由说出来很丢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林校长的眼睛红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忘了我的存在。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你先回去。”
我愣了：“校长？”
“我说你先回去，”他没有转身，“这件事我来处理。”
“可是……”
“回去！”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像是发了很大的火，但我听得出来，那不是冲我发的。
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像是风吹过空荡荡的教室。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林校长的话。他说他来处理，他一个中学校长，能怎么处理？张德茂是县教育局的人，他惹得起吗？替考的事证据确凿，他能怎么压下去？
我想不出答案。
但三天后，答案自己来了。
那天上午，张德茂来了我家，脸色铁青。他把我爹叫到院子里，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声音很小，我听不太清，但我看到我爹的脸色越来越白，最后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
张德茂走后，我爹叫我出来。
“建国，”他看着我，眼睛红得像兔子，“林校长把你的成绩报上去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成绩？”
“你自己的成绩。”我爹的声音像破风箱一样，“他把张明辉的卷子改成了你的名字，把你的卷子改成了张明辉的，然后上报了。”
我脑子“轰”的一声。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沈建国的成绩是四百七十一分，张明辉的成绩是五百四十六分。”
我呆住了。
四百七十一分，是我替张明辉考出来的分数。五百四十六分，是张明辉那个冒牌货考出来的分数。
林校长，把我们的成绩调换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的声音在发抖，“监考老师都知道的，他们看到我替考的，他们……”
“他们什么都没看到。”我爹忽然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看着我，那表情里有震惊，有感激，还有一种深深的、深深的惭愧，“林校长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找了，监考老师、教导主任、还有你赵老师。他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个孩子能考上清华，你们谁要是毁了他，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
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然后呢？”我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然后，”我爹说，“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他们统一口径，说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替考，是你沈建国自己考的试，你考了四百七十一分，张明辉考了五百四十六分。卷子上的字迹也改了，林校长找了个书法好的老师，照着你的笔迹把张明辉的卷子重新描了一遍。他用了三天三夜，熬得眼睛都快瞎了。”
我站在那里，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想起林校长那天的表情，想起他摘下眼镜擦镜片时颤抖的手，想起他站在窗前那个瘦长的、孤独的背影。我想起他说“这件事我来处理”时的那种决绝，那种像豁出去了一样的决绝。
他赌上了自己二十年的教学生涯，赌上了一校之长的位置，就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孩子。
“可是张德茂呢？”我突然想起来，“他儿子考了五百四十六分，他肯定要闹的。”
我爹苦笑了一下：“他闹不了。林校长说了，他要是敢闹，就把替考的事捅出去，他儿子三年不能考，他自己也得从教育局滚蛋。而且林校长还留了一手——张德茂给你的那三千块钱，一分没动，全在学校保险柜里锁着，那是证据。”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张德茂最后认了？”我问。
“认了。”我爹说，“他儿子拿了五百四十六分，上了省重点大学，他还有什么好闹的？”
那年夏天，我以四百七十一分的成绩被省城的一所师专录取了。四百七十一分，上师专，刚刚好，不高不低，没人怀疑。
而张明辉，以五百四十六分的成绩，被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
我知道这不公平。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公平过。
八月底，我去师专报到之前，去了一趟林校长家。
他家在县城老街上的一栋旧楼里，房子很小，客厅里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摞着厚厚一沓试卷。林校长坐在桌前批卷子，看见我来了，摘下眼镜，笑了笑。
“来了？”
“来了。”我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兜苹果，是我爹让我带的。
“进来坐。”
我进去了，把苹果放在桌上，坐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林校长也没说话，给我倒了杯茶，然后继续批卷子。茶杯是搪瓷的，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掉了好几块瓷。
沉默了很久，我终于开口了。
“校长，对不起。”
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很平和：“对不起什么？”
“我替考的事，让您为难了。”
林校长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建国，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我低下头。
“你是个人才，”他说，“真正的、百年难遇的人才。可你生在了一个不好的时候，长在了一个不好的地方，你爹是个木匠，你娘是个药罐子，你家的穷根子扎得太深了，深到你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可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在泥巴地里过一辈子。”
他的声音开始发涩。
“我不是什么好人，”他说，“我做了一辈子校长，该捞的捞了，该贪的贪了，良心早就喂了狗。可那天看到你的卷子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这辈子总得做一件像人的事。”
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别哭，”他说，“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哭的日子还在后头。”
我破涕为笑。
临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门口，忽然叫住我。
“建国。”
“嗯？”
“你知道你自己能考多少分，我也知道。可你去了师专以后，要记住一件事。”
“什么事？”
“你替张明辉考的那个分数，四百七十一分，才是你现在的起点。那个五百四十六分，不是你丢掉的，是你选择不要的。既然选择了不要，就别再回头看了。”
我点点头，走出门去。走了很远，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门口，瘦瘦高高的，像一棵秋天的白杨树。
后来我读了三年师专，毕业后分配回县里，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我教了五年书，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后来又考了博士，成了教授。
我走了一条很长的路，比别人多了整整五年。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那些年，我每年都去看林校长。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先是腿不好，后来是耳朵不好，再后来是眼睛不好。但他每次看见我，都会笑，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做了好事被表扬的孩子。
二〇〇二年，林校长去世了。
我去送他最后一程。灵堂设在他家那间小客厅里，八仙桌还在，上面摆着他的遗像，圆框眼镜，瘦长的脸，微微笑着，像还在看什么人的试卷。
他的家人给我一个纸箱子，说林校长临终前嘱咐的，一定要交给我。
我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摞泛黄的试卷，最上面那张，数学，一百一十八分，满分一百二。卷子的角落里，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很小，很淡，像怕被人看见似的。
那行字写着：“沈建国，五百五十分。”
我抱着那个箱子，在灵堂里站了很久很久。
知了在外面叫，一声接一声，像一九八二年的那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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