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回老家上坟，我又去了大妈家。她今年82岁了，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网罩着，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褂子，正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了又缠的老花镜，手里捏着一支铅笔，一笔一划地教旁边两个留守儿童写生字。她的手背上爬满了皱纹和老年斑，指节粗大，指尖还有常年握粉笔磨出来的硬茧，冬天裂的口子刚长好，还留着淡淡的红痕，握笔的时候却依旧稳当，写出来的字方方正正，跟她教了一辈子的楷书一样，一笔一划，都落在实处。
看着她的样子，我总想起1971年的那个秋天，19岁的她，背着一个帆布书包，第一次走进村里小学的土坯房，成了李家峪小学的一名民办老师。这一站，就是36年，从扎着麻花辫的大姑娘，站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把一辈子，都耗在了这片大山里的三尺讲台上。
我们李家峪，藏在沂蒙山区的褶皱里，出门就是连绵的山，村子散落在山坳里，离最近的公社都有十几里的山路。70年代初，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土坯房，窗户糊着毛边纸，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响，屋里的课桌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台子，上面抹了一层水泥，坑坑洼洼的，学生们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来上课。
学校里原本只有一个公办老师，姓王，是邻村的，快六十岁了，身体不好，有严重的气管炎，冬天一犯病，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一个人要教四个年级，语文、数学、美术、体育全是他一个人，实在撑不住了，跟公社打了好几次报告，要再派个老师来。可那时候山里条件苦，公办老师没人愿意来，公社文教干事急得团团转，最后跟村里的支书一合计，想到了刚嫁过来的我大妈，李秀兰。
我大妈是1952年生的，娘家在山下的公社驻地，家里条件不算差，父母都是供销社的职工，硬是供着她读完了高中。1970年她高中毕业，在当时的山里，高中毕业生简直是凤毛麟角，十里八乡都找不出第二个。那年冬天，经人介绍，她嫁给了我大伯，村里的会计李守业，嫁到了我们李家峪。
支书和文教干事找上门的时候，大妈刚嫁过来半年，正在院子里纳鞋底。听明白来意，她愣了半天，手里的针都停了，说：“我就是个刚毕业的学生，没教过书，能行吗？”
文教干事赶紧说：“怎么不行？你是高中毕业生，文化水平够！山里的孩子，能有个老师教他们认几个字，就不错了。”
大伯在旁边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你想去就去，家里的事有我。”
就这么着，1971年的秋天，大妈背着一个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她高中时的课本和几本字典，走进了那间漏风的土坯房，成了李家峪小学的第二名老师，也是村里第一个民办老师。
那时候的民办老师，跟公办老师天差地别。公办老师拿国家发的工资，吃商品粮，是铁饭碗；民办老师，一半收入是村里记的工分，跟村里最强的壮劳力拿一样的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食，另一半是公社发的补贴，一个月五块钱。就这五块钱，还常常因为公社财政紧张，拖个半年一年的才能发下来。
可大妈没嫌钱少，也没嫌条件苦。她走进教室的第一天，就把那间土坯房收拾了个遍。窗户纸破了，她自己掏钱买了新的毛边纸，一点点糊严实；土台子裂了缝，她和大伯一起，拉着架子车去河边拉了沙子，和了水泥，把台子抹得平平整整；黑板是用墨汁刷的木板，用久了墨掉了，写不上字，她就去供销社买了黑漆，重新刷了一遍，又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好写。
最难的不是收拾教室，是让山里的孩子能坐进教室里读书。
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穷，孩子多，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哪里有钱供孩子读书？尤其是女孩子，大多是在家里帮着带弟弟妹妹、喂猪、割草，长到十几岁就嫁人了，能进学堂的少之又少。大妈接手的时候，四个年级加起来，才二十三个学生，女孩子只有五个。
大妈看着花名册，心里不是滋味。她每天放学，就背着帆布包，挨家挨户地去家访，劝家长们送孩子来读书。我们村散，十几个自然村分布在各个山坳里，最远的一个村子，离学校有八里山路，翻两座山才能到。她就靠着一双脚，今天走东家，明天串西家，磨破了好几双布鞋，被山里的野狗追着咬过，也被不理解的家长拿着扫帚赶出来过。
有个叫二丫的女孩，比我堂哥大两岁，家里五个孩子，她是老大，爹妈说什么都不让她读书，说女孩子读书没用，不如在家带弟弟。大妈去了五次，前四次都被她爹妈堵在门口，说她多管闲事。第五次去，正赶上二丫她爹在山上摔了腿，躺在床上动不了，家里没钱去公社卫生院，大妈二话不说，跑回自己家，拿了自己攒了半年的二十块钱补贴，又找大伯拿了家里的粮票，陪着他们去了公社卫生院，忙前忙后照顾了三天。
二丫她爹出院那天，拉着大妈的手，红着眼说：“李老师，以前是我浑，对不住你。二丫，你明天就带去学校读书，她要是不好好学，你随便打！”
就这么着，二丫坐进了教室，成了大妈的学生。后来二丫考上了县里的卫校，成了镇卫生院的护士，每次回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妈，说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她的今天。
那几年，大妈的鞋底磨破了一双又一双，山里的荆棘划破了她的裤腿，刮伤了她的脸，可她硬是把学校的学生，从二十三个，劝到了五十六个，村里的适龄孩子，几乎都坐进了教室，女孩子就有二十多个。
学生多了，她就更忙了。王老师身体不好，大多时候只能坐着讲课，四个年级的复式教学，大半的担子都压在了大妈身上。她上午教语文，下午教数学，课间还要给孩子们批改作业，放学了还要送家远的孩子回家，晚上点着煤油灯，还要备第二天的课，批改剩下的作业，常常熬到后半夜，煤油灯熏得她鼻孔里全是黑灰，眼睛也早早地就熬坏了，三十岁不到，就戴上了老花镜。
她那一个月五块钱的补贴，几乎从来没花在自己家里过。山里的孩子穷，很多人家连五毛钱的学费都交不起，铅笔、本子更是买不起，大妈就自己掏钱，给孩子们垫学费，买铅笔、本子、橡皮。冬天天冷，有的孩子穿不上棉鞋，脚冻得又红又肿，她就熬夜给孩子纳棉鞋，纳得手指上全是针孔。
大伯一开始是支持她的，可日子久了，家里的矛盾也慢慢出来了。
1973年，我大堂哥出生，1975年二堂姐出生，1978年小堂哥也出生了，三个孩子，加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常年离不开药，家里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起来。大妈天天泡在学校里，早上天不亮就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孩子顾不上，家里的农活也顾不上，里里外外都靠大伯一个人撑着。
大伯是村里的会计，白天要忙村里的事，晚上回来还要带孩子、喂猪、挑水、劈柴，常常忙得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有一次，大堂哥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大妈正在学校给孩子们期末考试，大伯抱着孩子跑了八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等大妈考完试赶过去，孩子已经烧得抽了筋。
那天晚上，大伯跟她大吵了一架，把她放在桌上的教案和作业本，全都扫到了地上，红着眼吼她：“李秀兰！你到底是这个家的媳妇，还是学校的老师？孩子你不管，家你不顾，你那五块钱，全贴给了别人家的孩子，你到底图个啥？”
大妈蹲在地上，一张张捡着散落的作业本，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纸上，把墨水都晕开了。她没跟大伯吵，只是哽咽着说：“守业，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可教室里的那些孩子，都是山里的娃，我不教他们，他们就只能一辈子困在这大山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放不下啊。”
那天晚上，她哭了半宿，第二天一早，依旧洗了把脸，背着书包去了学校。
大伯骂归骂，吵归吵，心里还是疼她的。气消了之后，依旧默默帮她扛着家里的事，冬天教室要生炉子，他就提前去山上砍了柴，劈成小块，拉到学校去；教室的屋顶漏雨了，他就踩着梯子，爬上屋顶，一片片换瓦片；大妈晚上批改作业，他就坐在旁边，给她续上煤油灯的油，给她倒一杯热水。
村里人也有说闲话的，说一个女人家，不好好在家带孩子、伺候公婆，天天往学校跑，抛头露面的，不是正经媳妇该干的事；还有人说她傻，一个月就那五块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图啥呢？
大妈听见了，也不生气，只是笑笑，依旧每天踩着晨露去学校，踏着晚霞回家，该怎么教孩子，还怎么教。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到山里，整个公社都轰动了。公社的文书找到了大妈，说公社要招一个文书，专门负责写材料，她是高中毕业生，文笔好，人也踏实，只要她愿意来，就能转成公社的正式职工，吃商品粮，以后还有机会转正成公办干部，比在村里当民办老师，强一百倍。
这在当时，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抢不到的机会。大伯知道了，高兴得不行，劝她一定要去，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好机会。大妈犹豫了三天，每天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煤油灯下发呆。
第三天下午，她去公社给文教干事送学生的花名册，走到公社门口，又折了回来，一路走回了学校。教室里，孩子们正坐在土台子前，大声地读着课文，看见她进来，都齐刷刷地站起来，喊：“李老师好！”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黑瘦却亮着眼睛的脸，大妈心里的那点犹豫，一下子就没了。她最终还是拒绝了公社的邀请，跟文书说：“我走了，这些孩子就没人教了。我还是留在学校吧。”
为了这事，大伯又跟她生了好几天的气，说她脑子糊涂了，放着铁饭碗不要，非要在这破教室里熬着。大妈只是跟他说：“守业，我走了，这些娃就真的没出路了。我这辈子，就守着他们吧。”
这一守，就是一辈子。
80年代，国家开始给民办老师转正的名额，每次公社分到名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妈。可她前前后后让出去了三次。第一次，她让给了一个家在更偏远山区的女老师，那个老师的母亲瘫痪在床，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养，比她更需要这个转正的名额；第二次，她让给了一个教了二十多年书的老民办老师，年纪大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第三次，她说年轻老师更需要这个机会，能安下心来留在山里教书，又让了出去。
村里人都说她傻，傻透了。就连她教出来的学生，都劝她，李老师，这机会多难得啊，你怎么能让出去呢？
大妈只是笑着说：“我在山里待了一辈子了，转不转正，都一样教孩子。他们年轻，还有的是机会，别寒了他们的心。”
这一让，就等到了1999年。那年，国家出台了政策，是最后一批民办老师转正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这一年，大妈47岁，已经在三尺讲台上站了28年。
这一次，她没再让。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伯。那年大伯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了，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了起来，三个孩子，两个在上大学，一个在高中，处处都要花钱。
转正手续办下来的那天，大妈拿着盖了章的文件，还有第一个月公办老师的工资条，回了家。大伯坐在院子里，看着那张工资条，手都抖了，抬头看了看大妈，说了一句：“秀兰，你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
大妈没说话，转身进了屋，关上门，趴在炕上，哭了整整一下午。那28年的委屈、辛苦、坚持、不舍，全都在这场眼泪里，释放了出来。
转正之后，大妈的工资涨了不少，可她依旧没什么变化。还是每天早早地去学校，晚上最后一个走，还是会自己掏钱给贫困的孩子买书本，还是会放学后送家远的孩子回家，还是会挨家挨户地劝辍学的孩子回来读书。
2007年，55岁的大妈，正式退休了。教了36年书，她终于可以放下粉笔，歇一歇了。
可她还是没歇下来。那几年，山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村里的小学合并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孩子们要去镇上读书，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大多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村里剩下的，大多是留守儿童，爹妈出去打工了，跟着爷爷奶奶过，放学了没人管，作业不会做，有的孩子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热的。
大妈看着心疼，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收拾出了一间厢房，摆了几张从学校淘汰下来的旧桌椅，办了个免费的辅导点。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从镇上回来，就来她这里写作业，她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管着他们的安全，遇到家里没人的孩子，还管一顿热乎饭。
这一办，就办到了现在，整整19年。
她一分钱都不收，有人说她，李老师，你都退休了，该享清福了，还操这个心干啥？收点学费，也是应该的。
大妈总是摇摇头，笑着说：“我拿着国家的退休金，够吃够喝了。这些孩子爹妈不在身边，没人管，我教了一辈子书，看着他们没人管，心里不落忍。教他们认几个字，别走了歪路，就够了。”
她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当年她教出来的孩子，有的考上了名牌大学，成了大学教授；有的当了医生，在市里的医院里救死扶伤；有的参了军，成了军官，保家卫国；有的回了山里，当了村干部，带着乡亲们致富；还有的，像她一样，成了一名老师，守在山里的讲台上。
每年过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学生，回来看她，给她带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她塞钱。她都笑着收下，转头就把钱和东西，又花在了村里的孩子们身上，买了书本、文具，给孩子们买了新书包、新衣服。
今年清明，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她教孩子们写生字，阳光透过老槐树的叶子，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温柔得很。我问她：“大妈，你这辈子，守在这大山里，当了一辈子老师，放弃了那么多机会，后悔过吗？”
大妈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看了看院子里嬉闹的孩子，又看了看远处连绵的大山，笑了笑，说：“后悔啥？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个普通的民办老师。山里的孩子，就像这山里的树苗，得有人给他们浇浇水，修修枝，他们才能长直了，才能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教了他们认几个字，懂了点道理，他们能好好过日子，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这辈子，就值了。”
她的声音很轻，就像山里的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我看着她，突然就懂了，她这一辈子，不是傻，是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山里的一盏灯，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孩子走出大山的路。
直到现在，82岁的她，依旧每天坐在老槐树下，握着铅笔，教孩子们写生字。她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36年，写白了头发，写弯了腰，却把山里的孩子，一个个写出了大山，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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