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了中国三国时期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推崇的“四史”之一。
在此之前，已有《三国志》的草稿，当时已有魏、吴的历史，如王沉的《魏书》、于欢的《魏略》、魏昭的《吴书》。由于蜀国的基础资料中没有历史，我自己只能收集到十五卷。然而，最后一本书包含了历史学家作品的元素，因此《三国志》是三个国家分离后文化重新融合的产物。 《三国演义》最初分三卷发行：《:010—30000》、《:010—30000》、《:010—30000》，但这三卷合并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之后。那。在一本书里。
《魏志》也是二十四历史中最特别的。这是因为它过于简洁，不记载诸侯、官员的家谱，也不记载经济、地理、官吏、礼乐、法律、历法等。《蜀志》和《吴志》不符合《三国志》和《史记》规定的一般规范标准。
基本信息：《汉书》 65卷，《三国志》 30卷，《魏书》 15卷，《蜀书》 20卷。《吴书》 我说我有野心，其实我没有什么野心。韦贽有自己的年谱、传记，而吴尔之只有传记。因为他们是金朝的臣子，所以《三国志》尊魏为合法。东晋时期（汉晋春秋时期），刘备是正统统治者。《三国志》分别写了武帝、文帝、明帝的曹操、曹丕、曹睿的年谱，《三国志》记载了刘备、刘禅为第一代以后的师父。孙权被记载为吴国之主，孙亮、孙休、孙浩被记载为第三继任者之主。只有传记，没有学科。《蜀书》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的时间顺序中排名第四，与《三国志》（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也、司马彪）并列。又称历史第一四。
历史意义：《后汉书》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先生尊重历史事实，用简洁优美的文字描绘了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文字非常明亮且易于阅读。
相关评分：《三国志》 作者认真考虑历史事实，精心挑选不确定的信息，不进行轻率的评论或编辑，并精心选择材料来源。这赋予了《三国志》简单词典的特点，但也有历史数据不足的缺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根据个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史料，综合民间传说、戏曲、剧本。他创造了《三国志》。 现存最古老的版本出版于明代嘉靖年间，俗称“嘉靖本”。清康熙年间经毛论、毛宗纲修订，形成现行本120回（《三国志通俗演义》）。
工作评价：
总评分：《三国演义》 他以故事为主，文笔简洁犀利，在当时颇受好评。与陈寿同时代的夏侯臣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必要重新写历史，于是废弃了原来的作品。后人对此十分重视，一些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认为，仅陈寿的《魏书》就可以与《三国志》、《三国志》等相比较。于是，《三国演义》的其他史书纷纷失传，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千三千六万零一十至三万部。南朝刘勰在第《史记》章中说：“魏三杰各有传记。第《汉书》、《三国志》、《文心雕龙·史传》、010。重要的很少，如陈寿：010 -30000。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达的统一。
作品缺点：陈寿毕竟是晋朝大臣，晋朝继承魏朝统治天下。因此，《阳秋》尊曹魏为正统。《魏略》包含曹操的编年史，但《江表》和《吴录》仅包含传记而没有编年史。记住刘备时是《三国志》，记住孙权时是《三国志》。这是政治上有用的史学的一个例子，也是《魏书》 的一个特点。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以魏、蜀、吴三国为基础着书立说，忠实地记录了三国的情况，并认为三国的情况是相互从属的。这表明他们是独立的。状态一样。至于事件如何记录，“《蜀书》”和“《吴书》”也是年份的日历和事件的纬度，与当前的纪元名称完全相同，但不称为纪元名称。陈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和独创性。《先主传》 总的来说，记录比较简单，部分原因是史料较多。陈寿是三国时期的人。陈寿因黄皓图谋夺权，拒绝依附黄皓。因此，他被排除在外。蜀国灭亡时，他31岁。他研究的《吴主传》属于当时的近代史，据说比较现实。但由于时代新，还有许多史料尚未出版，不满情绪仍未得到解决，很难做出公正的评价或批评，选材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以及历史的修正。
蜀国的史料太简洁了。比较魏、蜀、吴三书，《三国志》只有十五卷，比魏、吴两书要容易一些。这大概就是魏、吴史料多于蜀的原因。当陈寿写《:010—30000》的时候，魏国已有王审的《:010—30000》，吴国也有魏昭的《:010—30000》可供参考，所以它是陈寿的历史文献。收集起来非常方便。但蜀汉时期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现成的史书，搜集史料极其困难。陈寿费了很大的力气，搜寻了一些零碎的文章，却只找到了十五卷。《先主传》年间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非常简略，可见蜀汉史料相当缺乏。
仔细考虑你的材料。《吴主传》 请仔细核对材料。裴松之《三国志》记载汉魏之际碑敕多达20多处。陈寿在一份仅有173字的公告中写下了这一重大事件。至于孙策的死，请抛弃《三国志》等书籍的荒唐传说，只要记住孙策是刺杀徐公的人，他就受了重伤而死。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审慎考量史实、精挑细选的态度。
文字简洁：《蜀书》 文字简洁、干净。我经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生动的信件。《三国志》 有曹操与刘备论英雄的记载，曹操说：“今之英雄，唯使者、曹耳，元代弟子不足。”这让刘备的精神振奋起来。心情郁闷。在页面上。
《魏书》 据记载，曹操听说刘备占领荆州后，“作书置于地”，清楚地揭示了刘备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和当时的情况。有。名人的风采、将士的谋略、将领的英勇等等，这本书写得很少，但却写得惟妙惟肖。
书名特点：陈寿对书名的特点很感兴趣。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凡英雄，孙策、孙权是英雄，诸葛亮、周瑜、鲁肃是魔术师，庞统、程佑、郭嘉、董昭是魔术师。东河、刘霸为县令，何俊、张琳为帅哥，徐邈、胡志为官，王建、秦糜为能人，关羽、张飞、程恪、黄盖为虎。大臣陈轸、唐云、薛宗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反映了当时的风尚。
陈寿所著的《人才史：《吴书》与前三部史一样，也是一部个人史。 Joshu Langhankei 死后写道： ”陈寿写了《蜀书》。他的文字充满了许多劝诫，朋友可以得失，有益于文化。虽然文笔不如别人漂亮，但品质诚实，我想记录下来。 ” 《蜀书》这本书完成后，发现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陈寿的故事篇幅短小，三本书中很少重复，记载详实详细。选材十分用心，受到历代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历史学家认为《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文帝纪》和《搜神记》是前四史，被认为是传记史的杰作。
陈寿也能在故事中隐讳而不失真实，宣扬善而不隐瞒瑕疵。陈寿生活在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努力以曲折的方式反映历史现实。《三国志》关于韩魏关系有一些隐瞒，但表述微妙而不虚伪，一些真实情况在别处透露。例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曹操企图胁迫汉献帝不从。曹操的政治意图，陈寿无需在此明说。这是禁忌。然而，当他写到迁都而不称帝时，他说是董昭等人说服太祖同意的。这是一个批评。并且，《先主传》、《周瑜鲁肃吕蒙传》、《三国志》的真实情况被揭露。陈寿虽然对蜀汉怀有家国情怀，但他并没有隐瞒刘备、诸葛亮的错误。其中记载了刘备因个人恩怨而杀了张羽，诸葛亮则利用了马谡。这也是一位伟大历史学家才华的体现。
人物之争：《三国志》是唐代房玄龄等人所著，虽然陈寿承认自己“能说书，有历史天赋”，但陈寿却因个人恩怨而反思此书。我相信是的。 ”他说：“在卫国，丁乙、丁啸很有名。 商商对儿子说：“如果你找到了千粒石斛米，我就为你的主人写一部好传记。 如果丁不服从的话，非正传《寿父为马谡从军》，苏被诸葛亮处死，寿父也坐上了蒲团，诸葛瞻也短命了。时间不长，敌人根本就没有对手。 ”
《三国志》 只有北周刘求、唐代刘知己等少数历史学家相信这个关于陈守臣的史料，但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个史料与事实相矛盾，是错误的。那。清人潘梅在《史记》中指出：“丁乙、丁公，臣子不过是右翼刺客，黄门诸侯，企图撼动坟墓，挑战王权。”血肉之躯，却失败了，魏朝的罪犯居然被处决了《汉书》，这是最无知的。梁，而首辅被坤所杀，所以寿命为《后汉书》是的，这是真无知之说，也就是说鲁将军不善科教，赏罚须信，恶则不然。刑，善不显，官不善。 谓梁、黎之人，颂昭公、郑仁之歌，而不能伸张正义，恶行不罚，而为之。赞孔明《三国志》 说了句有理的话：“从理论上讲，（陈）寿的谬论完全是荒谬的。就气势而言，凿齿的汉皇帝很容易成功，而守玉皇帝却很难成功。汉继位。”当时晋朝南下，其行为与蜀国相似，为主张和平的人争取正统。这与现代批评家相似。既然吴、金吴继承了魏族血统，伪魏就是伪晋。这和当年亲魏的宋太祖篡位是一样的！由于北汉、南唐也与蜀关系密切，北宋儒生皆避魏，南宋儒生也不少来称蜀。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规则是值得讨论的。”从东晋实行凿子以来所出现的正统争议似乎都有着为现代政权服务、认识世界和认识世界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世界，了解世界和历史很重要，没有永恒的好坏标准。
陈寿被后人诟病的另一个缺陷是该书曲折频繁，常有辩解。刘志吉在《三国志》说道： “当黎、靖根基确立，曹、马不和时，或扎营魏曲迎屈武侯，或攻云台，伤陈寿。”王殷无言以对，无言以对。批评陈寿、王殷在编史时为强人曹操、司马懿辩护。《荀彧传》中，刘知几所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但清朝赵翼在《三国紫塔会胡》卷六《董昭传》中写道：河阳，虽然没有记载晋侯召见，但他以为皇上正在巡猎，已经躲了起来，但这件事却是尊者忌讳的。对于孩子父亲的问题，吕续之、赵盾等人一字不借，真诚公正，于是写了一本大书予以纠正。陈寿自作《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作，赐爵衔、剑鞋、九罐、禅宗地位，两朝革命时有诏书、谋略。他成为了一位书法家。从此，宋、齐、梁、陈诸朝的书籍都被视为正书，人们认为历史就应该这样写。然而，如果预期寿命过长，总会有一些人不安全。
最严重的事态发展是Kokigo公爵被谋杀。根据《晋书·陈寿传》、《晋书·陈寿传》、以及《三国志考证》、《晋书》，是高桂祥公曹茂与司马昭之间的冲突。记载如此，尤其是写得这么好，没有传记散落，却说他是晋官，所以忌讳你不能。 “至于曹操、魏朝，何必也忌讳呢？”赵翼的指责尖锐而深刻，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曹操征伐陶城时，就滥杀无辜。钱氏记载，曹魏与蜀之战“专隐败，夸胜”。最后，赵毅相信，涉案的不止陈寿一人。忌讳。听到这首秘歌，赵毅一头雾水。 “为什么李寿的历史要这样写呢？李寿所依据的国家的原始历史已经被隐藏起来，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它仍然保留下来。”已经修改了吗？”
赵毅还对陈寿的书法进行了历史回顾并指出： “晋时陈寿着书立说，魏晋更迭时，必须保护陈寿。而魏继汉，与晋魏继”。王朝，欲保晋，必先保魏……当然，也有陈寿所说的魏晋材料的可能。陈寿原本是这样记载的，陈寿也不敢更正。考虑到陈寿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历史学家更注重实际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朝代更迭期间。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编史必须遵守的标准是重真，不重伪美，仅仅教草书是不够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涉及魏晋李朝的敏感问题和影响人物外，陈寿的故事仍然内容丰富、可靠。没有必要否定陈寿的文风，也没有必要怀疑《廿二史札记》的历史价值。钱大信道：“不过，我之所以继续继承左氏，是因为我看重盖嗣成写下的文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传给了李公。”看到和听到。” 《三国演义》发生在汉晋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关系，当两国历史出现矛盾时，人们往往会靠这本书来纠正。 宇星热爱历史，除了马斑之外，他还向范（叶）和欧阳（小）推荐这本书，认为太好了。 ”（:010）。 -30000)
陈寿的《晋书》从后汉末年的战争开始，重点讲述后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历史，但并不关注金朝的灭亡和统一。三个王国。简明记载了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当时王英的《亮传》主要记载的并不是魏国的历史，也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的历史，所以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并不是刻意的辩护。王朝。他在创造《诸葛集》时，并没有打算与王殷的《甘棠》竞争，但由于当时金朝正准备创造《亮传》，所以他并没有记录太多关于司马氏的行为。我们正在讨论年初，但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了。陈寿还被鼓励参与《晋书》的创作。陈寿在写三国历史时，并没有过多写司马氏，因为不想与当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的创作准备相矛盾，但陈寿并没有记载。他的书中虽然记载了司马家族的秘密，但几乎没有记载司马家族的历史功绩或者言行，并不能说他是有意保护司马家族。陈寿的《史通·直书篇》主要是后汉末年至三国中期，总体真实可靠。
关于作者：
个人简介：陈寿（233—297），全名承祚，西晋时期八寺市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以北）人。西晋史学家。虽然他没有太大的学习欲望，但他热衷于学习历史，深入研究《三国志·魏书》 《廿二史札记》 《春秋》 《魏本纪》等历史书籍。师从同郡学者蜀国天文学家谯周，蜀汉时任关阁史官。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们都乐意服从他。陈寿因不肯臣服黄皓，多次被革职。入晋后，历任尚书、秘书、御史等职。 280年，西晋灭东吴，分裂结束。陈寿开始写《汉晋春秋》时已经48岁了。
本书写作过程：陈寿写《魏氏春秋》。此前，已出版多部有关魏吴的历史著作，包括王沉（？-266）的《世语》和余欢的《魏末传》。赵伟等.其中《三国志》、《三国志辩疑序》和《三国志》主要是根据这些历史书籍。当时蜀国政府中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专门收集资料、编纂蜀史的人。资料《魏书》由陈寿收集编目。
陈寿写书的时代接近三国时期，没有多少其他人的成果可以借鉴，而且是他一个人写的，没有接触到很多文献和档案。读《三国志》，可以看出陈寿史料不足，内容不足。由于陈寿没有编年史，了解三国时期的法律法规，只能依靠《晋书》。陈寿还着有《晋书》《晋书》等书，编着《三国志》，可惜这些书后来都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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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出生
裴松之（372—451），字士奇，河东闻喜市（今山西省闻喜市）人。裴松之出生于一个学者官僚家庭，祖父裴枚为光禄大夫，父亲裴珪为皇室成员。裴松智自幼喜爱读书，八岁就已熟读于书。此后，他阅读了大量经典，知识日益增长。
仕途：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嵩之被任命为朝廷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叔父豫州刺史于开与延庆刺史王恭联合攻打建康。玉凯战败后投奔夏口桓玄。鹈饲向新野知事推荐了松之裴。裴松智不愿意辞职，因为他认为风险太大。不久，军阀混战，由凯死在浣双手上。裴松之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任元外三奇侍郎、吴兴县漳县令，后升官归朝，任善书寺尚书。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任泗州总书，随军北上。刘裕十分推崇裴松之，欣赏他的“寺廊才华”，调他到资中从事历史工作。金军占领洛阳时，刘裕任命他为诸侯洗马。裴松智已经成为流羽集团的重要成员。
注解版简介：东晋、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州侍郎。宋文帝下令对陈寿所著的《尚书》记录补充注释。他在《春秋》中写道：“奉命搜集《三国演义》中的异同，以记录陈受《史记》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有很多可以修改的地方。”老实游园是一部伟大的近代史，但当时受命去查找旧闻，读之，与它的开端有关。记载错误甚多，若非，也未必能成。弥补，但如果言语混乱、事件起因不同、嫌疑无法确定、或一切抄袭以防误会，且错误明显且言语不一，则可说同一件事。如果说不通的话，那就应该是违规了。”裴珠不仅解释道。更重要的是填补原著中记录的空白和错误，比如地理物体。有些相同的事件有不同的说法，他将它们全部收录以供参考。裴珠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评论，也批评了陈寿的不当言论。裴氏注释全面，引文自始至终完整，没有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情况。为了注释《汉书》，我们收集了150多份三国时期的原始资料，大量引用了各种著作的原文，注释数量大约是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先生统计，本书引用的笔记有“京都22个家庭、历史上的142个家庭、儿童发展中的23个家庭、吉部23个家庭、210个家庭”。保存史实《三国志》多卷。 Pei的注释《三国志》在某些地方也使用了传统的注释方法。 “初衷似乎是为了研究训诂、列举事实……盖伊想说的是：我做到了，但没有完成，我很后悔我所做的事情。既然结束了，我就不这么做了。”想删就删，可以详细也可以省略，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个也不少，至于文字解释，裴老师的笔记只是偶尔贴出来，并不存在。为了这个目的。''以翔将裴氏笔记的这部分内容分为语音、文义、校勘、人名、地理、比喻等几类。他认为，“创建注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突出事实，这种注释只是一种附带任务。”他的备忘录《魏书》的重点是填补空白并纠正错误。正如他在《魏略》中所说，“不记录翔事件的人吸收了所有信息，但无法填补空白，或者同时说同样的话，但把他们的词搞混了。或者也许事件的原因不同，你无法判断问题，如果错误很明显，而且文字没有意义，你应该复制并接受所有内容，以防误解“这是一种惩罚人的违规行为。讨论当前的事件是否应该被视为生活中的小错误是完全愚蠢的。”裴矩说。其最大特点是取材广泛。原书内容。尤其是他所引述的原文，如今大多已失传，所幸的是，它们都保存在贝聿铭的笔记本中，作为史料极具价值。阅读《吴书》时，一定要以裴松之的注释为正文。贝聿铭的笔记为历史书籍注释开辟了新的、广泛的途径。
裴先生针对当时史书“漏漏”的问题，将补充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补充资料列为第一条。例如，陈寿在《三国志》和《魏书》中用50字简要记载了曹操兴农的事，简单地解释为“饶氏军国始于朱子，成于氏军”。陈寿没有评论曹操对这个重要决策的理解和领导，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执行后的后果。裴氏的备忘录用180字阐明了上述问题，将农业问题作为曹魏统治时期的一项重大国策，裴氏在理解历史事件本质上显然更胜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体现了蜀汉“先攻心”的方针，陈寿提到这也是企图稳定后方的一个重要手段。费先生一句话加了200多个字，他的见解也可以在《陈寿之上》中找到。王弼开创魏晋玄学，陈寿仅用二十三个字就记录下来。裴引用何劭《吴书》来补充他的生平和教诲，孙盛《蜀书》来反映当时人们的判断，010-来介绍他的家庭背景。我国思想史研究.马军的生平和事件与《三国志》无关。贝聿铭还补充了1200多字的生平和重大发明，其中对罗盘轮、滚轮、连弩、石轮、丝织机等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记录充满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空白。有关大事、人物的重要文献也是补充内容，如曹操的《晋书》、《益部耆旧传》、曹丕的《古国志》、李梅的《诸葛亮集》，也是裴朱转达的。
所谓“备异惩错”，是指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各**载“混乱或事实不同，以致无法查明”。判断疑惑。”马苏。 “凡是有出入的地方都抄来”，是为有出入做准备，而根据原著或其他书籍的引述来“纠正违规之处”，是为了惩罚错误。通常很难清楚地区分两者。比如，大家都已经知道刘备三登草堂记载的情节《论语》，但是魏人豫州的记载《诗经》和西晋司马彪的记载《三国志》是不同的。据认为，诸葛亮是第一个拜访刘备的人。裴氏将两书的记载抄录成注释，以说明差异，分析其解释，并引用《上三国志注表》如下：他在茅屋里见过大臣三次。 “参事报道世界各地时事”这句话表明“这不是梁的第一功绩”的结论是一种惩罚。这种对矛盾和错误的惩罚往往延伸到使用《正书》进行比较，进而对其他历史著作进行评价和总结。比如《三国志》中有王沉称赞清皇后的记载，与《长生书》完全不同。裴先生根据《三国志》的含义，判断《三国志》“鼓励虚假行为”，并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判断卞皇后和钦皇后所说的好言行。”总结道：“如果陈先生的删除成功，好事就会发生。”
他也清楚地判断出陈寿的书哪里错了，哪里是对的。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于波《汉书》直接判定陆轩自杀，并说“《裴松之》说于莉最好”。《三国志》引用了胡冲的《上三国志注表》，裴的判断是“《三国志》很长”。这种判断进一步体现在讨论中。讨论包括两个方面：史事评论和史书评论。评论被忽略，因为这直接表达了历史学家的主观理解。关于史书，还包括当代历史著作的总结，好的历史批评和坏的历史批评的意义也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之一。裴氏对这本书的评论（《武帝纪》）既有上表的总体评价，也有散落在各个笔记中的肯定或批评，相对全面，同时期的其他历史书的片段较多。评论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文体安排和叙事解释。
中国历史书的体例从《任峻传》 《王弼传》开始逐渐成熟。 虽然编年体和传记的风格仍然存在争议，但风格相对固定。贝聿铭先生更感兴趣的是标准化现有的风格，尤其是规范的传记风格。传记以传记为主，专传、合传都容易理解，但总传的划分则颇不一致。裴先生坚持“从类”的原则，他说：“陈松之重视列传，遵循类类。张子方、青云学者，其实不是陈平的伦理。但是，陈松之之谋士，非陈平之德。”汉朝简直就是美好太平。如果不一一列出，就不会增加任何东西，所以结合前史是合适的。”证实了司马迁先行者的合理性。 ”并批评陈寿将人分门别类。一开始，它已经过时了。比如贾诩夫妇，确实是“精算绝密，变化迅速”的非凡之人，本应列入大谋士程佑、郭嘉的传记中发表。 《程佑传》、郭嘉等人，精于谋划王佐之风的两个荀攸（荀攸和荀攸），说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同类”，并说：“是像夜灯还是汽烛？” ? 照明均匀，但质量不同。实质性的异同应该是区分传记的首要内容。其次，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刘焕《魏氏春秋》 后汉末年的四位孙膑硕，无论出生年份，都是根据性格分到魏朝的。看起来很相似。就此而言，如果说余高还处于自发状态，那么裴氏“物同其意”的原则就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提升，正是朱锫历史意义的历史体现。
在描述故事时，我们看重流畅、合理，反对“难言之隐”。例如，令人遗憾的是，《博物志》和《方技传》没有被列为荀彧外貌的补充信息。这不仅体现了同伟的特点。注重人物外貌却又坚守时代特征的晋代，体现了中国史学注重形象描写的特点，也满足了贝聿铭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地体现图片。它可以使历史作品更具吸引力。
晁公吾首先谈到了排笔记的字数。 “（白氏注）薄彩群分书，说比此书多出许多倍。”（《明志令》卷2）清代武英殿雕塑。《举贤无拘品行令》，李龙官等人更具体地指出校刊习语中“宋培的注释比正文长三倍”。 1970年代初，据台北美术出版社抄录的黄大寿御书统计，陈寿书有350,833字，包上注释有322,643字（《与吴质书》；《陈情表》；卷1）引自吴金华1972年版《诸葛亮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嘉根据中华书局陈内谦校对本计算出《魏略》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九州春秋》、《出师表》，1985年第3期）。据吴金华统计，陈寿书有368039字，裴氏笔记有322171字（《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崔书亭据金陵活字统计，查出《魏书》为367,327字，裴氏笔记为320,805字（《春秋》、《魏书》，1990年第2期）。将上面提到的最小统计量《吴书·楼玄传注》 的字数与统计数量最高的裴氏笔记进行比较，《江表传》 比裴氏笔记多了38,014 个字数，尽管裴氏笔记仍然会有一些缺失的文字。更多的话。文字里夹杂着注释，也不是这本书的几倍大小。张紫霞认为如下。 “《江表传》的编辑发行过程非常复杂，正文存在漏字、注释混杂的问题。因此，很容易得出文字或注释是否较多、是否较多的结论。”不能低于“小于”。 》（《吴书·诸葛恪传注》、《吴历》第2期，2000年）。
明代以前，王通、刘知池等人对其复杂性嗤之以鼻，认为“其所载注皆是久书废遗”（《通工》191）。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先生的注解，但也有人该注时不注，不该注的部分注了，或引用书籍而批评文字变化等。（五、陆文双评） ）。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掩盖它的优点。朱锫引用了魏晋时期的著作200多篇，其中唐宋以后的著作不足四分之三，而唐宋以后的著作则不足10篇。而且，朱锫引用的材料从头到尾都很完整，虽然被说“繁杂”、“废弃”，但古材的保存还是值得关注的。
由于裴注引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因此裴注被引次数和书目研究成为裴注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据钱大新统计，“裴氏笔记引书一百四十余部，其中不包括与历史无关的书籍”（《吴历》，第十五卷）。赵翼统计了“裴氏笔记所引书籍50多种”，列出书名151种，这也是历史分类的数量（《史记二十二》）。
》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对于裴注的评价：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三国志》的简略与裴注的繁琐：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三国志》主要肯定其成绩。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