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前30年风起云涌，后30年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我内心也是一样，充满坎坷。然而，他却不断地经历着内心的冒险。
我出生在小说家周立波所说的“风雨飘摇”的时代。我的母亲在东北乐河市（现内蒙古自治区）土改队工作时，在一个叫盐谷营子的小村庄里生下了我。当我八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背着我，我们“南下”。妈妈告诉我，我们南方去天津的时候，我和她同时得了重病，一起住院，差点就死了。后来我来到长沙，父母都在《新湖南报》（后来的《湖南日报》）工作，我也是在长沙长大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不可能整个童年都呆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先是搬到了幼儿园，然后是幼儿园，然后在四年级的时候换了学校。我的父亲（和母亲）被打成“右翼”并被贬到湖南师范大学，所以在大学打工后，我们一家人就随父亲搬到了岳麓山。
记得第一次到岳麓山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压抑的感觉，反而充满了新鲜感和兴奋感。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难得的旅行日，周日和大人们一起跨过湘江去岳麓山，采了很多花。而现在我住在这里，每天都要走山路去上学。下课后，你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去山上跑步。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天堂一样。当时师大小学所在的城墙年久失修，地上斜倚着两块石碑。其中一枚刻有“道观古今”，一枚刻有“合天地之德”。
小学没有围墙，除夕钟声一响，孩子们就来不及从山上回到教室，很多孩子要么被老师骂，要么被迫站在一旁。教室的屋顶覆盖着两棵大枫树的树冠，每年春天，白鹭都会在树顶上争夺领地，散落鸟粪，有时还会掉落雏鸟。孩子们把它们捡起来带回家，但没有人喂它们。秋天，枫珠落地，B班和A班的同学自然形成两派，双方利用枫珠展开了一场战斗。要知道，以前我们小孩子每天都是挨饿的，甚至连脚都不能去上学，但是一旦开始玩了，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快乐的。我认为岳麓山是一个神秘的宝藏。山里有很多食物。
一到秋天，我们兄妹五人就会被奶奶带去山上打栗子、摘野柿子、摘浆果、挖蕨根。春天，山野里到处出现蕨芽、野葱、艾草、麻叶，从满是洞的墓地里，只有奶奶能分辨出哪些蘑菇是可以吃的，哪些是有毒的。山脚溪水中生活着螃蟹和虾，生吃是咸的。当时的岳麓山还不是旅游胜地，虽然有云麓寺、庐山寺、黄兴陵、蔡邑陵等，但几乎没有游客，这里一片废墟。这里成了孩子们寻找小说的地方。
奶奶出现水肿，饿死了。很快，父母的“正确”标签就被摘掉了，我们这些孩子跟着母亲回到了《湖南日报》，住在与报社总部不同街区的宿舍里。这时，我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从师大附中转学到长沙市第三初中，和同学们告别了。大饥荒刚刚结束，他们还很虚弱，没有足够的食物，但至少不饿。我校每学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进行劳动培训。具体来说，就是帮助郊区农村地区的农民种田，这个过程往往要持续两周。通过紧张的田野工作，我们了解了粮食是如何种植的，也见证了农民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
从初二开始，他就开始向杏子、董家岗等农村学习，开始宣扬“农村是一个大世界，在里面可以大有作为”的理念。当时我就想，要去农村就去农村，中国80%的人都住在农村。而且，我们家也是来自农村。当最终确定我们家所有“问题”孩子都不能上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递交了下乡申请。那是1964 年9 月。我和长沙市的3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被派往湖南省江永县定居。
这也是一次长途“旅行”。江勇距离长沙已经快一千里了。我们先坐火车，然后开车翻山越岭。开车经过阳明山，很多人都对盘旋的山路感到惊讶，但我的精神依然很好。我想我喜欢山。快到江永县城时，我从车窗看到远处一片漆黑的黑暗。起初我以为那是一朵云。我不敢相信一座山可以有如此怪诞的轮廓。在某一时刻它会突然下降，然后突然站起来，落到底部，然后又回到原来的高度。然而，云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形状。就在这时，有人喊道：“杜潘林！”众人顿时兴奋起来，纷纷走到窗前看去。原来是杜邦岭，南方五脊之一，海拔1800多米。中间的交界处叫“龙虎关”，据说两边都是绵延九十里的原始森林，遮挡阳光，曾经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到广西。
江永县位于杜盘山脚下，我们下车的白水大队就在萧河沿岸的主干道上，距县城10里地。道路两旁，喀斯特石灰岩山脉拔地而起，稻田中间有一座石山，山上长着灌木和竹刺。岩石中的裂缝和山谷。当车停在大队门口时，我们几十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了车，对眼前的景象深感惊讶。一个小村庄，村前一弯碧水，从那里看到的景色。偶尔，一条50厘米长的鱼会浮出水面，游动的鱼的黑影，青石村路踩得很顺利，青砖瓦房显得干净漂亮，农民开车他们的车我是。他们工作的奶牛通常只有1.5米左右长，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奶牛一样。
然而，之后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当你上山砍柴或割草时，锋利的竹桩可能会刺破橡胶鞋底，直接刺入脚底，导致血液流淌。樵夫用力一挥，脚下一滑，撞到了手背。下雨天，青石板上沾满了水和泥。提着行李走在上面必须特别小心，因为每一个转弯都可能导致大跌倒。
冬天挖山植树，烧石灰节水，春天耕种，夏天收割，秋天收割，对我们城市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更糟糕的是吃不饱。第一年，国家每月给我们每人配发35公斤大米。带队的主管告诉我们“慢点下水”，这样我们只能吃30斤，没油没油。由于辛苦工作，我们的眼睛因饥饿而变成蓝色。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挨饿，除了三年的饥饿。直到第二年，带队的高管都离开了，他们才开始吃制作组发的食物。免于饥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里矮个子的农民都是20岁左右，三年饥荒都没长高，所以50多岁的老人都比他们高了半个头，据说很贵。难怪村里召开记苦思甜大会，老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诉说这60年的艰辛。这个小山村经历的苦难比城里的还要深。
我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才逐渐适应了Enaga的生活。那时我会说当地方言，剃了光头，穿了农民的衣服，在农民中间干活，但没有人看出我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我的肩膀上有三个铁结，可以负重100到200公斤。脚底有一层像铁壳一样的老茧，可以让他们赤脚处理普通的竹桩和荆棘。然而，随着知青的到来，村民们也明显感觉到，自己必须进山越走越远去砍柴，因为附近的柴火都被砍光了。然而，当时山里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当你在山上行走时，突然一只野鸡会从你脚下的茅草里跳出来，尖叫着飞到远处的山上，吓到你出事了。冷汗。春天的早晨，山间传来麂子的叫声。每年冬天的12月，华南虎都会从杜盘山下来，在夜色漆黑的时候来到村庄里寻找食物。
我们组的一位会计曾经丢过一头80多斤的猪。第二天一早，他召集民兵持枪在山上搜寻，顺着老虎在地上的足迹，发现了猪的另一半尸体。还有一次，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看见一只老虎坐在村后路边的石山上。据估计，这条路上聚集了200多公里的人。大约有十几个人盯着老虎。几分钟后，不怕死的村民们背着枪开始爬山。老虎跳上一块高高的石头，消失在另一边的灌木丛里。石头后面的山。
那是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风刮到了我们边远地区。当时的“文革”歌谣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们教育年轻人，挺身而出，成为江永县的“造反军”。我们最初发动农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农民无动于衷。他们怎么可能“反抗”到实在无法生存为止呢？于是，由于白水距离地府较近，数十名知青频繁进城，被安置在文革前线。 -制作人物海报并参与讨论。但后来农民组织了“保皇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占少数，大部分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结果就出现了年轻人害怕的情况。农民。农民害怕县法官，县官害怕知青。到了1967年夏天，黑五部落屠杀的谣言已经传到邻近各州，知青们一一逃离。当时，我和另外三个在白水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是最后离开恩永市的。长沙市民中流传着我们被活埋的谣言。
由于道县到长沙的直达交通完全中断，我们四人以及另外12名被疏散的知青被迫离开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逃往长沙。我想从阳朔、桂林绕道泉州再返回长沙。然而，我们在距阳朔仅几十里的平乐被当地保皇派“伦智”追赶，被迫从广东改道，驱车前往曼谷，在那里我不得不带着平贵矿区工人的叛乱分子他在那里。京广铁路石站下车，乘坐火车返回长沙。奇怪的是，我们在逃亡途中不仅看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的风景（号称“阳朔风景甲桂林”），几天之内我们也看到了广西阳朔的风景我还欣赏了石金桂山的丹霞地貌。这种惊心动魄的“游览”如今只存在于故事中，没有人愿意亲自体验。
在长沙待了半年多，我们加入了长沙“湘江风雷”旗下的“山鹰团”（知青队），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画画。我贴了一些大人物的海报，主要是在一起。一个团体排练了多个节目并向社会展示，以提高人们对知青迫害的认识。我不想孤单，就和另外两个知青一起筹集资金创办了一份知青小报，讨论知青问题。然而，两期刚刚问世，第二期还没能发售就被封印了。 “十八通知”从上而下，想把我们赶回农村。 1968年春，我们不能再耽搁，一一返回江永县。回到生产队后，大家都不太想干活，与农民也疏远了，所以平日里偷偷摸摸，整天沟通，到生产队去。晚上我们成群结队地到菜园里偷菜，农民们叫我们“日本鬼子”。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一群知青突然萌生了在白灵山（豆盘山的支流）脚下的一个废弃小农场经营自己的小天地的想法。
当时我和另外两三个知青朋友是发起人，报名参加的有20多人。一天之内，我们把生产队的所有小东西搬到几里外的柏林一个小农场，把废弃地板上的茅草剥掉，清理了泥墙房，修好了门框。两人住在同一个房间。为了得到官方的批准，我们利用一天江永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审议毛**的“5.7指示”，锣鼓喧天，列队闯入会场。当《百灵小学发展规划《决心书》向地委宣读时，地委**当场主动鼓掌，表示支持。回家后，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小农场100多亩旱地上的杂草、冬草和钻石刺全部清除，把最初送到我生产队的两只牛带了回来。我们犁田并夷平了所有土地。我们清理了红薯行和芝麻田，提前种了红薯苗，撒了芝麻。我们专注于这些任务，并根据每个人的专长来划分工作。我擅长种菜，所以专门从事蔬菜种植。
县里答应我们，以后如果有红薯，我们可以和县粮食部门换大米。毫无疑问，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小农场当作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来经营。我们无法忍受农民的保守落后，对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所以想在两者之间创造一个理想的飞地。下班后，我们连续多个晚上举行篝火晚会，讨论如何设计我们的明天，提出了许多诱人的理想计划。由于我们有一些生活经验，所以我们会考虑这些计划的可行性，并尽量使它们看起来更现实和令人兴奋。然而，到了盛夏，人们开始懒洋洋地干活，地里收的稻子都吃光了，颗粒无收，过着无油无盐的生活。有的知青生活贫困，有的干脆回到长沙。
小农场里，没有权威，无人能管，人心很容易混乱，最后只有我和五六个人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请爱护我们的庄稼。但一直持续到9月，红薯和芝麻收获时，全国据说已经清除了“21种人”以及破坏者和抢劫者。总部派民兵包围了我们的小农场，但他们起来了，我们把枪藏起来，在农场里搜查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最后我们的指导绑架了几个人，并宣布解散小农场。那天晚上，我们在地上生了最后一个篝火，熬了一大锅白菜红薯汤，泡了一壶豆芝麻茶，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唱了那首悲伤的歌到深夜。第二天，除了两个留守的知青外，其余知青都回到了生产队。
当然，用大米代替红薯的话，颜色就黄了。从九月到第二年六月新米到了，我们吃了八九个月的红薯。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胃口，但我适应了并且体重增加了。这段时间，我彻底反思了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认识到自己迷信一些政治口号实在是太不小心了。你需要学习理论知识，多观察世界和生活。我开始阅读一些理论书籍。记得那是1969年6月、7月，我拿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2册），和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一起去洞庭湖千山红农场劳动。我哥哥就在那里，1962 年权力下放。他说，他们的农场需要很多人来处理农作物，每100 公斤的成本在60 美分到70 美分之间。他在那里生活了20多天，经历了湖区的酷暑和阳光，以及每天10多个小时的长时间工作，和一群衣着杂乱的男人在一起。
从湖区回来后，我决定一个人去一个僻静的地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那时，大姐已经回到了耒阳县老家，哥哥姐姐就更容易有人照顾她了。保持冷静，学习远离知青们的是非之地。在耒阳的三年里，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书籍，还精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感觉心智大受启发。我开始懂得如何分析问题，无论是政治、历史、时事还是生活。最重要的是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但也不敢去想。
不过，耒阳的地方实在是太穷了，每到饥荒季节，村里的人大多都没有粮食了，就吃米糠，盼着政府的粮食转卖。由于我和兄弟姐妹没有任何负担，我们从来没有挨过饿，有时还会借食物给有需要的亲戚。但由于人口密度大，每人只有五块田，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前途。人们对我们很好，但我还是想换地方。 1973年春节回长沙，江永的十几位年轻知识分子来到浏阳官渡公社。多么美妙的地方啊！由于靠近大围山、金鸡水库，有的大队山清水秀，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口密度低，人均拥有耕地两亩以上，水稻只产一季，农耕普遍，农业淡季特别长。我联系了生产队，现在还没有下放知青。由于人手不足，我兄妹就顺利地调到了浏阳。
之后我就把弟弟一家人调到附近的另一个生产队去。那支队伍距离较远，人手不足。我哥哥来自湖区，是一个比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人，所以当地的劳动强度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到达的那一年，这对夫妇在秋季收获季节承担了团队几乎一半的收割工人工作。我们都非常惊讶世界上有如此懒惰的地方和不想工作的人。按照当地人的普遍想法，辛苦的活最好由别人来做，有足够的钱吃饱玩一整天就够了。哥哥的村子在山坳深处，紧挨着进山砍柴的唯一道路，到处都长着樟树，山上平原上竹子都茂密起来。他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废弃的纸棚里，但房子有一个大厅，两个卧室，一个厨房，门前有一个浆槽，门前有一座小桥。是典型的“小桥流水屋”，河对岸有一条小路相连。
兄弟俩砍开竹子，引一山泉水入泥塘，养几条红鲤鱼，有空就搬个竹躺椅在塘边看鱼看书。由于山上夜色较深，队长经常要求工作到十点左右太阳升起，下午四点左右太阳落山才结束，所以他有很多空闲时间。除了读书，他还用石灰粉刷大厅的墙壁，并用“文革”期间从**肖像中保存下来的粉末和油画颜料在上面作画。我临摹了巨幅《鲁迅海滩》。我和几个年轻有教养的朋友每次去山里打柴，都会去他家休息，有时也在那里过夜。
有一次，一位调到新疆的知青来访，我们带他到一座小桥流水对面的山腰。那里出现了红宝石色半透明的牛眼泡沫，所有人的嘴都红了。吃完后。晚上，我们一起读海涅的诗，唱熟悉的歌曲。两部分的二重唱尤其感人。我经常和我哥哥谈论哲学。想想看，我的哲学启蒙是在我初一的时候，哥哥给我讲了《自然辩证法》。只是他的思维类型比较细腻、形象化，无法深入探究哲学的奥秘。
在浏阳的一年是我农村十年里最轻松愉快的一年。 1974年我因病“退休”回到这座城市时，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 9月份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我本可以辞掉工作回家，但我们当场就决定先收完收再回家。十月后不久，我回到长沙，姐姐被公社遣送至茶园，直到1977年母亲退休后才回来。然而，他的兄弟并不想回来。她的哥哥获得了与社会工作者相同的资格，每月只能到学校上课一小时。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可以读书、画画和观察鱼。这样的生活不是神仙又是什么？ 1979年，我说湖南省图书馆对外开放的图书很多，有趣的书太多了，我读不完。此时，他已经在农村生活了17年。
我的知青生活持续了10年，搬过三个地方：湘西南的江永、湘东南的耒阳、湘东北的浏阳。如果算上湘北洞庭湖一带，你就走遍了湖南全省，可以写《湖南农民生态考察报告》篇文章。回到城市后，我继续换工作。起初，他在西部地区劳务局当岩土工人，拉沙、抬石、修路，除了有钱的地方挖，什么都干。我不断地换工作，最后工资最高的就是这个团队。我的月工资有70多、80多元，有两次超过100多元。但这些都是临时工作，不稳定。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在长沙市水电设备公司当了一名正式搬运工，虽然工资只有35元，但公费医疗和各项劳保的福利让我很满意。
更重要的是，我平均每天只工作三个多小时，工作出一身汗，就可以洗澡、穿衣服，然后坐下来看书。一个朋友来看我，鼓励我换工作，我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后来公司让我转做供应和销售，但我拒绝了。直到1979年我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公司里的每个人都离开了我，因为我三年来勤勤恳恳，从未与任何人产生过“感情”或问题。事实上，即使我没有机会申请研究生，我也打算继续这样生活。这是我选择的最好的生活。
这三十年的历程，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从进武大开始，学习，毕业，留校任教。我现在定下的人生目标是反思自己这30年的人生经历，并用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为此，我勤奋学习西方哲学，包括西方文学艺术、西方精神、西方传统文化，并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希望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中诞生出思想的火花。因此，我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有限的知识，总是追求超越，必须经历新奇。选择要比较的新字段。曾经有人问我：“你的爱好是什么？”我回答说我除了读书和写作之外没有别的爱好。
我以前很喜欢艺术，曾经画过油画、雕塑，也尝试过文学创作，但现在已经放弃了。我把它们全部融入了哲学。我再问你：你不喜欢旅行吗？我说我喜欢在书里游泳。古今中外，甚至几千年前，我的旅行目的地无处不在。不过，这些年来，法院和部门组织过春季实地考察和秋季实地考察，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我记得1996年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大家决定去西双版纳，过境去缅甸购物。会议住宿费和差旅费均由会议承担。结果，我是所有参与者中唯一没有去的人，我匆匆赶回武汉，因为我和颜祖涛博士合作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项目即将完成。我正在等待手稿。当时有人劝我，“我很少去云南旅游，可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说，一个地方再好，如果不接近电视里的样子，你就无法真正欣赏一个地方的美，如果有的话，我想去那里住。我会在那里待一个月，每天都会砍柴。大家都笑了。但实际上，我现在要砍的是思想上的“柴”，我要雕刻成一座具有我自己特色的人类精神财富山的是“柴”。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观念的象征。
这就是我今天的旅行生涯。近来，一些科研经费用不完的学术机构和部门领导，开始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前往俄罗斯、“新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作为科研经费的“政治成果”。我认为。领导团队。我真的不明白。每次出去参加会议或演讲时，我都有一个习惯，提醒组织者不要安排旅行项目。其实我不是修炼人。更多有趣的旅游项目在等着我。这就是我的思想之旅。
（本文首发于2010年《象形》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转载《世纪之风：中国当代文化批判与人文建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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