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水平的职业教育，需要数控车床技能和编程技能。中国需要大量工业劳动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一是实施5+5义务教育，二是让我国1200所大学中的一半成为技工大学。
2022年1月14日江苏省南通市参加2022年江苏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合影/IC
文| 《财经》 记者张明丽
编辑| 王艳春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职业教育？近年来，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日益重视，教育部出台“保持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比重”的政策，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不断增加这就是接受与不接受的区别。学校阶段。初中毕业后，学生被迫选择就读普通高中或职业学校。
然而，这一次，“诸位并重”的说法却面临着上热下冷的尴尬局面。在基层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眼中，职业高中（以下简称“职业高中”）的印象是负面的。一位初中老师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班上的学生家长都不愿意送孩子去职业高中，如果学生成绩不好，他们就被迫提前考虑其他选择。就读私立学校、寻找私立学校、出国留学等。
那么，职业教育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姚洋表示，理解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楚地了解中国目前处于什么经济发展阶段。我是这么认为的。中国需要大量工业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中国目前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水平的职业教育，他长期以来主张取消早期教育分流，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制度。
而且，学生无法在专门高中学到有效的技能，也是他不同意过早分流的另一个原因。 “技工学院（以下简称技工学院）的教育水平远远优于职业学校。国立技工学院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真正实行了‘双元制’。”现在心理健康，可以去上班了。”姚洋说。
如果目前职业高等教育还不具备培养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条件，那么更合理的教育模式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可以培养目前紧缺的制造业人力资源。我们应该采用什么？
姚洋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曾有过专门人才的辉煌时刻，类似于德国现在盛行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但30年后，中国已不再有基础回到过去的体制。此时谈职业高等教育就如同“空中楼阁”。
他说，现阶段开发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是，一是实行5+5义务教育，二是按照文部科学省的计划， 1200所大学应该改成技术大学，实行盲目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的扩张趋势是回归“学制”。
就职业高等教育、城乡教育公平、高考取消英语考试等话题，姚阳院长近日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
我们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
《财经》：您反对早期教育转型，提出普及10年义务教育。你有没有想过，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并没有促进学生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高中的“竞品”却是“——所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还不够吗？”
姚洋：讨论的前提不可能是错误的。中国的教育状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中，城镇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12年，而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则低于12年。只比12年高一点点。九年意味着很多人从未上过高中。这一结论与教育部公布的中国大学总体录取率54.5%相一致。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与50%的高中入学率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进入高中的孩子一般都有资格上大学。
那么，高职教育有用吗？从我们的实地调研经验来看，职校学生毕业后并不想找工作。大多数家长的想法是，如果孩子不上大学，高中的投资就白费了。职业高中最终成为一所大型幼儿园，孩子们入学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毕业并获得毕业证书。
职业高中存在哪些问题？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无法让学生获得足够的技能，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在职业学校进行培训和指导。例如，一名初中生可以在三个月内学习理发和美甲培训。为什么家长送孩子去职业学校读三年？
现在社会找会写软件的人，但是初中毕业生不会写软件。我们看到职业学校的培训过程，只要求学生生搬硬套，不问为什么。即使这些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也必须从头开始学习编程技能。因此，高中职业教育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值得思考。
《财经》：诚然，目前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还存在不合理、不完善，教学水平不够高，但“全国职业学校一视同仁”的情况确实如此。政策不变。有可能倒下一批教学水平更高的专门高中吗？
姚洋：这和教育水平没有关系。有些专业不需要长期培训。
首先，制定“50-50”政策的依据是什么？很多政策制定者，包括那些不同意我观点、与我争论的人，仍然在思考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情况。我们低估了劳动力技术替代的潜力。现代工业是由技术而不是人力驱动的。我国制造业就业仅占总就业的4.8%，而且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全社会平均生产率的5.73倍。
我国目前需要的“职业教育”需要数控车床和编程人才，但这些人可能都没有资格，别说初中毕业生，连完成高级职业培训的人都不一定有资格。专业学生。现阶段需要的“工人”是大学毕业生。
如果我们退一步想一想，如果流水线上确实缺少工人，那么就没有必要给初中毕业生提供几个月的中等职业教育。
中国有过德国的“二元制”体系，但已被毁掉了
《财经》：这并不是近年来国家政策第一次加大职业教育力度。 20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政策，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专科教育水平。不过上次大家对职业学校的认知度比现在要高很多，很多成绩好的学生都选择了职业学校。您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的，那么当时的职业学校是如何发展的呢？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的？
姚洋：20世纪80年代，没有职业高中，只有职业学校和中专。他们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想早点就业，减少就业。由于我推迟了上大学的时间，我的家庭负担很重。不过，当时职业学校、技术学院都是政府开办的，毕业后有一定的好处。比如，技校毕业的学生都是高管。
当时每个工厂都有一所职业学校，如果你是两年制职业学校毕业的，就可以进工厂当学徒，工作三年左右。我是在工厂长大的，所以熟悉国企的职业培训流程。当时，国有企业的职业培训非常严格，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我当时工作的国营公司有大专，可以像在工厂工作一样拿到大学文凭，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财经》：我们的系统什么时候不复存在了？
姚洋：那是20世纪90年代。
首先，这得益于职业高中的兴起。第二，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为了减轻负担，我所在的工厂直接解雇了三分之二的员工，更不用说花钱了。提供职业教育。
当时的普遍想法是中国正在学习美国的教育体系。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学习苏联，苏联学习德国。所以我们总是说职业教育应该去德国学习。事实上，我们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它，但后来我们自己失去了它。
我们从美国的通识教育中学到了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扩招达到顶峰，大学升格为大学，专科升格为院系，大家都希望所有员工都能接受通识教育。
《财经》：德国的双重人才发展模式众所周知，这和德国选择的工业模式有关，它选择了依赖高技能的生产模式，生产过程依赖高技能劳动力。在“双轨制”下培养的人才可以获得很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但中国能否效仿德国的双元模式呢？
姚洋先生：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并不低。记得1989年，我刚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到车间。我当时的工资是硕士学位的十分之一。
我去德国拜访了默克公司。默克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是职业学校学生每周在高中与普通高中生一起实习两天。在学校参加文化课。模式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留在工厂，收入有保障，工作几年后可以继续读大学，不用离开公司。工人有收入和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曾经有过像德国那样的“双元制”，很充实，但现在这种制度消失了，当我提出职业高中时，我感觉天上没有什么。
如果企业还需要与职业学校合作办学，那都是以市场为导向，深知技工高中生学不到实用技能。因此，公司往往只招收技术高中生，以提供廉价的产品。工作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财经》：中国能回到过去的体制吗？
姚洋：现在的制度已经维持了30年，现在过去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哪些国有企业会尝试这样做？学员培训完后，可能会很快退出。
《财经》：企业家曹德旺创办福耀科技大学，解决高端制造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姚洋：读大学没问题。技术大学的层次高于高等职业教育。如今，这样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大学很多，可以说遍地开花。大多数技术学院都是私立的，公立技术学院很少，管理难度极大。
警惕职业教育变成阶层固化的工具
姚洋：不可否认的是，职业教育在一些地区是很好的，但在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职业教育还不够。我们往往忘记了，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职业学校的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我们之前就读的职业学校，几乎100%的学生来自农村，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单亲家庭。
虽然我们在讨论中考的想法，但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考已经成为固定班级的工具，成为固定在体制中的工具。有人说职业教育好，但不说有多好，如果这样的教育制度最终成为阶级融合的工具，我们就应该慎重考虑。
《财经》：是否可以通过向贫困地区职业学校输送优秀教师来扭转这种局面？
姚洋：那不可能。首先，很多地方没有钱。理论上，建设一所职业学校比建设一所普通公立学校要贵得多。
我们参观了市内一所比较优秀的技工高中。该高中是汽车修理专业，想购买十几辆汽车供学生检查和修理。如果你住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你根本负担不起。贫困地区职业高中辍学率之所以较高，是因为学生入学一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就出去参加工作。也有地方职业高中附属于普通高中，但学生虽然说是在职业高中学习，但实际上是在普通高中学习。这就是目前基层的情况。
“50-50 分割”政策是一个误导性的举措。政策制定者没有进行实地研究。就像我说的，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30年前。时代变了，农村家庭现在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被疏远，就别指望农村父母会赞同孩子被疏远。
《财经》：针对中等职业学校社会接受度较低的现状，是否应解决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中等职业学校普通教育高中是否应在普通教育高中后取消改办？学校？还是普通教育与职业学校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普高之后似乎出现了强烈的分配分裂倾向。
姚洋：我认为最理想的制度是缩短学校教育体系，普及高中教育，完成10年义务教育（小学5年+初中5年）就可以实现。我想是的。请考虑是否就读技术大学、技术学院或普通大学。
与此同时，我的孩子6岁上小学了。我什至不记得他6岁时学过什么，因为他太年轻了。我记得它是因为我用左手写的。我唯一记得的是，老师总是用尺子打我的手，强迫我用右手写字。
那么，我们可以创办一所幼儿园吗？六岁的孩子上小学学前班，而不是一年级。高中毕业但尚未准备好上大学的学生可以参加一年的预科学习。据此计算，大多数学生在17岁时初中毕业。 如果升入专科学校或短期大学，20岁左右就会开始工作。 如果你获得本科学位，你将在20岁左右开始工作。这样的安排比较合理。
我认为所有的孩子，包括农村的孩子，都应该接受高中教育。我们每天都在谈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离，但我们不要忘记，全国至少有30%的孩子连高中都没上过。我们关心这些孩子吗？我们想培养“高水平制造业人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上过高中，这是不公平的。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共同富裕”。现在，任何教育制度都不能与共同富裕相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能通过选择而扩大。过去，中国没有财力承受普及高中教育的压力，但现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美元，中国可以开始考虑普及高中教育了。如果你负担不起，你可以选择缩短学习期限。毕业年龄仍为22岁。
文部科学省发布文件指出，高中教育不能提前终止，要用整个高三进行复习。这样的教学方式，加上高考的压力，学校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复习和答疑。与其这么做，不如取消一年高中，让高考难度降低一些。我们强烈建议高考英语考试也取消。 为什么我反对英语考试？这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的英语单科可能掉分高达30分，高考时可能会以10分的差距考不上多所大学。我工作的城市的负责人也是本地人，英语考了20多分，他说：“英语考60分的人不能进入技术领域。”
最近英语考试越来越难了，以前只有笔试，后来变成了听力考试，现在口语考试也越来越多。农村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外国人，但城市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一直是外籍老师教的。
将一些大学转变为技术大学
《财经》：2011年以来，我国职位空缺比例持续上升，其中职业高中、技工院校、高等技工学校的职位空缺比例更高。另一方面，就业荒、就业难的情况不少，但就业难、就业难同时出现的背后，是否存在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错配？
姚洋：从调查结果来看，稍微好点的企业不聘用职高毕业生。许多职业高中推行的“双元制”，归根结底是为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为企业保障廉价劳动力。
我们也询问了与技工高中合作的企业，一些企业认识到技工院校和联合学校的毕业生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职业高等教育比较好的情况，企业可以直接进入职业高等教育来招聘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相信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大学学历。从员工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孩子和家长18岁高中毕业，但还没有准备好参加工作。即使是农村地区的家庭也想送孩子上大学，所以即使是2000到3000日元的工资也不够。一个月。
《财经》：正如你所说，很多商学院以实习为借口，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输送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但在顶层设计上，我国职业教育提倡校企合作，强调学徒制和产教融合，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支持。如何在实践层面更好地促进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姚洋先生：首先，对于那些需要高中生的工作，即使是中学生，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也可以取得资格。
《财经》：这仍然是一个低技术问题。
姚洋：是的，大多数人在高职教育中获得的技术技能都不是很好。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你敢让一个职业高中生去当会计师吗？不幸的是，你可能没有勇气这样做，只是让他为你做一些快速的事情。即使是最简单的会计任务也要求从业者具备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知识。这些在初中不教，只在大学教。
高等职业教育更加全面，很多学校与企业合作密切，真正践行“双元制”，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更高，学生知道能找到工作。而这个阶段的学生已经20多岁了，心理健康，有工作能力。职业学校比职业学校好，其实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拿到的不是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而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颁发的技术证书。对他们的就业很有帮助。
毕业后，您将进入职业高中。目前，很多职业高中都允许只参加入学考试就可以通过考试。在中国真正实行边学边打的双元教育是极其困难的。
《财经》：社会需要很多技术工人，但是从现在的社会收入和技术工人的培训状况来看，技术工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他们的收入也不高。
姚燕：真正的技术工人收入并不低，但更缺乏的是社会地位。 20世纪80年代，工人的社会地位比现在高，像我丈夫这样的人靠双手劳动，成为“万元户”并不困难。如今，无论你的工作多么出色，无论是地位还是薪酬都很难超越工程师。
这可能需要重组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等级制度。我认为，在任何工作领域，从业者都需要预测自己最终会达到什么水平。比如各大互联网公司都有等级评定，工程师分为中级和高级，文科教授分为一级和二级。这样的等级制度必须存在，才能让劳动者有动力、有积极性，同时也能赢得社会的尊重。这类似于中国曾经的工人八级工资制度。
《财经》：中国缺乏高端制造业人才如果职业学校不能发挥培养中国需要的制造业人才的重要作用，未来中国的制造业人才有限，是否可以建立一批专门大学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教育？什么样的人力资源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
姚洋：我支持教育部把1200所大学中的一半改为技工学院的计划。简单来说，目标是扭转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盲目扩张的趋势，让教育形式回到90年代之前，让一半的大学回归“大学体系”。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前，只有一半的大学提供普通教育，大多数学校提供专门的专门教育。以钢铁院校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为一所航空专业大学。进入大学和专业的方式越来越多。
不建议教育做强制分流
《财经》：您说中等职业教育的作用有限，但是高职教育有什么好处吗？通过提高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将技术学院的课程和培训模式转移到中等职业阶段。颠覆了大家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刻板印象，让需要就业的孩子从小就获得实用技能，更容易进入职场。
姚洋：这可能不符合孩子心理发展的规律。学制体系内有中学和大学是合理的，但同样，中职学生也不能接受高职教育。
《财经》：由于分流政策，家长对孩子中考的心理压力比高考要大得多。在中国，81%的学生升入高考，43%的学生升入本科，其余的升入专科学校，但家长对专科学校的接受度远高于职业学校。
姚洋：专科生也是大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当父母决定送孩子上高中时，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当孩子们进入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时，他们期望继续上大学。正如你所看到的，8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了大学，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本质是减少从高考到中考的竞争压力。
家长为何担心？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来看，孩子一旦被疏远，几乎一生都会被困住。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收入不平等。其次，存在行业限制。高中学习的孩子毕业后工作一定年限，然后再跳槽到其他行业。但在职业高中学习的劳动者的职业是固定的，不能跳槽。老百姓很聪明，但他们心里知道，如果自己的孩子在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读书，他们将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孩子的尘世命运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他们还通过理性思考做出决定。
《财经》：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职业教育？
姚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职业教育？其中一个关键是要清楚地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大量工业劳动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占总就业人数的4.8%，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下降。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进步，不再依赖于由人组成的工业大军。现在最好的工厂都是无人的，初中生雇工厂里的几个工人就够了。
其次，要认识到人心在变化。扶贫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对口的云南省美土县是中国最贫困的县之一，但县委**表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教育。我告诉他们。我们去美图县时发现，当地乡政府占地还小于乡镇初中的面积，可见当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所谓“农村人就应该上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学校”的观念是老观念了，现在城乡对教育的认识基本一致，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我想是的。大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普及高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至少按照我提出的10年义务教育，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即使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成本也不会大幅增加。如果你要付费去职业高中，为什么不去普通高中呢？
还不如把“职业教育”的重担交给职业学校。如果实在不想上高中，也可以去职业学校，学技术技能。此外，还可以设立专门培养歌唱、舞蹈、幼儿园教学等“儿童技能”的培训机构。
也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教育强制分流，但为什么分流比例定为50:50呢？不是“四六”吗？这个比例的依据是什么，我想没有人能告诉你。
《财经》：全国“两会”期间是否有代表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了学术体制的改革？
姚洋：我知道有一些人大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教育部表示暂时不会考虑。但如果有更多的人谈论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有人会建议以一种更有利于这个国家未来人才库的方式发展它，我认为你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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