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这个词在英剧和美剧中经常出现,但在中文字幕中,经常使用“天”、“上帝”、“主”、“上帝”这些词,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这几个词的区别。然而,当我们回顾清末传教士对《上帝》(《圣经》)的翻译时,却不乏争议。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清末“上帝”汉译争议。
圣经
一、天主教的翻译
唐朝景教传入中国时,传教士有时会借用道教、佛教的“天尊”、“佛陀”等词语来翻译造物主一词。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无法辨认中文的“上帝”,就用拉丁文“deus”的音译来代替。利玛窦在中国期间,最初选择了中国古典词语“天”和“神”来翻译“deus”,但后来他意识到朱熹对“天”的解释是有一定含义的。觉得不符合这个意思。 “Deus”一词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God”和“God”。利玛窦去世后,罗恩·华敏对“heaven”和“God”两种译法提出反对,认为它们不能表达“God”的真正含义。此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传教团体相继出发来华传教,各种传教理念和利益冲突不断。 “上帝”变得更加复杂并受到广泛批评。
利玛窦、徐光启
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团体认为这些来自中国文化的译名是对“上帝”的亵渎,但另一方面,耶稣会士坚持这种译名,双方逐渐放弃了译名。孔子的祖先崇拜和姓名之争,或称“礼之争”。 1704年,教皇克莱门特一世没有承认这一点。并且不准信徒崇拜孔等人。因此,“上帝”在天主教中的官方翻译是“God”。
二、新教的翻译
1807年,马礼逊到达中国,开始学习中文,并开始担任翻译《圣经》。在他翻译《圣经》的“God”时,他选择使用“God”一词,而不是天主教翻译“God”。这是因为莫里森先生相信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证实了这一说法。为人民所接受的中国人不使用“上帝”。
莫里森先生学中文
新教传教士中,最先支持“God”翻译的是莫里森总理的助手米利安,他认为“God”一词的意思是“God”是中国众多神祇之一,相信会产生误导。人们相信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最接近“上帝”含义的词是“上帝”。然而,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并没有认真对待米利安的言论。直到梅杜斯时代,“上帝”一词才被广泛使用。鸦片战争后,中国强迫传教士进入中国通商口岸,一时间《圣经》的汉译本问题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圣经》本更完善的书籍。 1834年,美国部想扩大中国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所以汉文圣经的第一次修订是由梅杜斯和郭志洛主导,马如涵和裴志文合作翻译的。他们重新翻译了莫里森翻译《圣经》,其中“God”始终被翻译为“God”。然而本书写成后,却遭到了Tayor等人的反对。
梅达斯
1843年,中国新教传教士聚集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圣经》的翻译现状”,会议期间,传教士翻译界对《上帝》的翻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传教士坚持使用“God”一词,而美国传教士则青睐“God”一词。会议结束后,这些中国传教翻译家都撰写了文章、书籍等来支持他们批准的翻译。这引发了“翻译争议”。
传教士
(一)“上帝”视角
首先,美国传教士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多神教国家,没有所谓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普通名词是称呼中国众多神的唯一方式。此外,《圣经》也被认为是翻译成其他国家语言时使用类名翻译的一种方式。例如,“希伯来语《圣经》 中的‘Elohim’一词是一个‘类别名称’,而不是表示最高存在的专有名词。另一个例子是‘Elohim’一词也是一个类别名称。”主神是“提俄斯”,而不是“宙斯”。其次,美国传教士认为“上帝”应该取代其他神灵,而不是成为其中的主神,因此应使用“俗名”的翻译。
莫里森于1813 年翻译:《新约全书》 第1 章
美国传教士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后认为,“上帝”一词是汉语中诸神的通称。美国传教士认为,当中国人使用“God”一词时,他们不一定会想到“God”,但这个翻译是最接近“God”含义的词,传教士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出努力。它的创建是为了改变中国人对“上帝”一词的理解。也就是说,汉字“God”被确认为“God”的译名后,它的含义被扩大,以至于当中国人说“God”时,脑海中浮现的是“God” 。
种类繁多的中国古代神祇
(二)“上帝”视角
以詹姆斯·莱格为首的英国传教士大力支持“God”的翻译,并对美国传教士提到的中国信仰和“俗名”提出批评。他们相信,在中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被称为“上帝”或“皇帝”,万物都是由他创造和控制的。西方人将崇拜的对象称为“上帝”。例如,《马太福音》记载的“十拜皇帝大典”中,皇帝带领臣民祭拜皇帝,向皇帝承认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皇帝。其次,“上帝”不是一个阶级名称。类名的概念是许多具有共同特征和同等地位的事物的统称,比如所有具有相同属性的动物都是狗,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神”是一个类名,那么就意味着还有其他存在与“神”具有相同的属性,而“神”并不是唯一的。而且,‘神’这个词并不具有上述‘神’的含义,而只是指人灵、花神等灵体,并不具有最高的强制能力。
文史君说
首先,清末传教士之间关于“上帝”翻译的争议,体现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在中国,也存在着各传教团体之间争夺权力的权力斗争,以及传教士自身之间争夺传教威望的权力斗争。清朝官员之间也存在以牺牲宗教权力为代价的权力斗争。例如,泰约鲁等人反对梅杜斯等人翻译《大明会典》,清朝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传教政策。其次,“God”的翻译体现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神”、“上帝”一词源于中国古籍,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翻译宗教著作时,选择中国文化中存在的词语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传播,但同时这也是将西方传教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过程。纵观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一直海纳百川、海纳百川,大多数外来文化最终都会本土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吴宜雄,《圣经》,《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2002年第2期。
[2] 刘念业,《近代史研究》、《“God”汉语译名之嬗变——兼论晚清圣经汉译活动中的“译名之争”》,2015年第4期。
[3]苏静,《外国语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局,2018年5月
(作者:浩然文史:太阳的第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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