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7日，周六，也是我38岁的生日，一大早雨落如注，老妈从道墟坐了半小时的公交车，提着两瓶卡斯特红酒，七点不到便来敲门。女儿春春*惯了早起，开门迎进了老妈，大声喊：“老爸快起床，奶奶来啦！”
此时的我还赖在床上，老妈进了卧室轻声叫我：“好爬起哉！都几点钟得嘞？”我努力睁开惺忪的睡眼，看着面前的老妈，恍惚间这场景好像时光倒流回了过去，一如从前......
■命运给予苦难，人生最初的淬炼
我的母亲，生在一个杭州小市民家庭，外公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火柴厂做会计，后来生了痨病，早早就去了，那时母亲尚在外婆的肚子里。所以母亲常说她是“昧生”，也就是遗腹子。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外婆在生下我母亲后，对她并不亲近，反而隐隐有怨恨之意，似是因我母亲“克”走了外公。
就这样，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大姨懂事，高中毕业便顶了外婆小学教员的职养家糊口；二姨聪明，学*成绩好，外婆对她的要求就是考上大学；母亲既懂事又聪明还漂亮，可惜年级尚小，便整日介坐在一个痰盂罐上看着一家人忙碌奔波。
外婆要强，外公去世后，至终亦未再他嫁。但生活的重压始终让人愁苦，所以整个家庭的氛围气息是抑郁憋闷的。母亲七岁时患上了脑膜炎，后来虽然治愈，却从此不甚伶俐了，外婆对她的怨憎便愈发深重。
1968年，毛**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正在读初二处于叛逆期的母亲闻讯大喜，加上本就深恶家中的压抑，竟没和家里任何人商量，就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
“当时之所以挤上那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只觉得离家越远越好！”母亲如是说。
1970年，母亲从北大荒的建设兵团转业到大庆油田，在那里，她经人撮合，与我的父亲相遇了。父亲是上虞知青，比母亲大两岁。
有次我们一家三口聊天时说起：“那时你妈相貌姣好，给她做介绍的人很多，杭州老乡也不少。挑来挑去相中我，除了认为我人老实，还因离家多年，想找一个离杭州不太远的，尽管那时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
“我当时只是因为喜欢听绍兴话好不啦！杭州话硬忉忉的，最不要听！”母亲在一旁反驳道。
1978年5月，母亲难产，经剖宫手术才生下了我，5斤7两。母亲曾跟我回忆说：“为了生你，我遭了多少罪！那个痛，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护士当时把你抱给我看，脸色蜡黄，满头皱纹，就像个小老头儿！”
年轻的小夫妻远离故土，没有育儿经验，没有长辈的帮扶，面对初生的我，父亲母亲的生活被彻底扰乱。当时，父亲是缝补厂的机修工，母亲在水泥厂的卫生所管药房。母亲把我放在厂区里的托儿所里，抽空便跑去看一眼。下班回家还要忙着买菜烧饭，打扫卫生，每天等睡在床上往往都已接近午夜。
先天有些不足的我，儿时瘦小体弱，经常生病，母亲实在厌烦了跑医院，便向单位卫生所的王大夫学*打针技术，我的屁股就是最好的“试验田”，等我五岁以后，母亲已经成了卫生所里最受欢迎的注射员。而我的记忆，也往往闪回到半夜里，迷迷糊糊被母亲拉起来翻身扎针。
“几乎每到星期一，保准生病！不是发烧就是感冒！就是因为你，我职称评级比人家整整晚了三年！入党也没入上！”母亲每每想起那段岁月，语气里还是有满满的遗憾。
■被改造的童年，雷霆雨露皆是亲恩
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多希望你是个女孩儿，乖乖的，静静的。”
虽然这辈子，看来是无法让母亲如愿了，不过她还是有办法的，并且她也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任何事都是可以被改造的。
或许是因为对“文革”中断她的学业而心有不甘，母亲对我文化课的启蒙表现的相当急迫和猛烈。在我刚满五周岁的时候，她就让父亲弄来了一块小黑板，开始在家教我学拼音、认字、算术。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次次永无休止的酷刑，每天从幼儿园回家的例行功课就是朗读字母表，默写生字，抄诵古诗词......但是我最怕的，是背诵加减乘除口诀表，这简直是我儿时的噩梦。或许是天生对数字不敏感，算术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书，还没开始背，就已经眼前金花乱飞，脚下摇摇欲坠了。等待我的是无数次的抄写，格尺打手背。
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晚饭前的小课堂，就是每天最惊悚的时段。
母亲还一直试图使我掌握多种的生活技能。母亲常说：“多学一些家务活，将来万事不用求人，你自己就可以生活的很好！”在引导我做家务活上，母亲是个称职的老师，这也是她唯一不对我粗暴的地方。洗碗、拖地、擦桌子是“初级班”；烧饭、叠被、洗衣服算是“中级班”；至于“高级班”则是做菜、养花，好像还有织毛线衣......我自然是因为这大大缩减了文化学*时间而乐此不疲。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把饭烧糊了时的情景。我端着一盆“焦香四溢”的米饭，惴惴不安地看着母亲，而母亲则用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没关系，上面一层还是可以吃的。但是你要知道饭为什么会烧焦。”母亲继续向我解释道：“饭烧焦了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水放少了，一个是火太大了。记住这两个因素，反复试验，一定会成功的！”当时，我父亲也对母亲表现出的少有的耐心感到诧异。
一直到后来母亲才跟我说：“你这人胆小，如果第一次烧饭失败我也骂你，你肯定就不敢做了，那以后谁还来帮我们烧饭呢？”
母亲还希望我知书而有礼。当时父母若是是双职工的家庭，经济条件都还算不错，奈何物资供应有限，物质上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比如像在我们家：炒菜放油不能超过一碗底；我衣裤破了要打补丁外带一顿揍；每周只能吃两次荤菜......但是对于我看书、买书的要求，母亲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每次经过书店或路过书摊，母亲必定放任我去尽情流连，时间上从不催促，付钱时毫不犹豫。以至于阅读成了我儿时到现在一直雷打不动的*惯。
东北人天性彪悍，见面聊天出口成脏，一语不合拳脚相向是常态。父母亲都是温和的南方人，自然见不惯这粗犷狂放的做派。尤其是母亲，对我行为*惯的养成有着近乎偏执的严格要求。那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出门打酱油，被住在隔壁恰巧喝多了的“二混子”拉住聊天，说到兴起，我也故作豪迈地说了一句：“cao！上次的事别提多jiba好笑了......”这时母亲从门口经过，刚好听到我的话，她二话不说上来就给我两个重重的耳光，整个楼道里都能听见，紧接着她一把把我拉回了家，留下“二混子”一脸诧异地在原地愣神。
进了家门，母亲让我跪下，拿起墙角的拖布杆狠狠地打在我的大腿上。我隐约看到，她一下下地打着，眼神里写满了失望和愤怒，脸庞渐渐有泪水滑落。仿佛过了很久，她终于停下，我的双腿火烫而又麻木，早已感觉不到疼痛。母亲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不许你成为一个那样的人！”这时，我的泪水这才断了线般地落下。
从此，我成了一个从来不说脏话、嘴里不带郎当的东北人。
■成长等于离别，回不去的从前
1994年，我读高中，本来学校离家并不远，可是那时的我却尽一切可能想离开家，脱离父母亲那几乎让我窒息的监管。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我成绩还不错，和班主任关系融洽，和同学也打成一片，侥幸当上了班长，在学生宿舍搞到了一个空床位。我便骗母亲，说老师说我考学希望很大，要求我住宿，周五才能回家。当时母亲毫无察觉，还兴冲冲地帮我准备被褥和一周要换洗的衣物，还一边不停的念叨着：“看吧，我就知道有这一天！到了学校要勤洗衣服勤洗澡，被子经常晒晒。好在这些你都会做，我都教过你的了，老妈我还是有远见的......”我听着母亲的唠叨，心里却涌起一阵阵的愧疚，差一点就想说出真相，但我还是忍住了。
事实证明了当时我的做法是多么的愚蠢。我住进了寝室，终于远离了父母，可同样也远离了本该一直平静的生活。直到离开家，我才知道自己的自制力有多么的差，我再也无心学*，翻墙出去打游戏，夜不归寝看录像，成群结队吃烤串......真的是节目精彩无比，成绩一落到底。
克制理性的生活需日复一日的坚持，而放荡沉沦的开始往往只要一夜之间。
后来，我还是考上了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母亲虽然不太高兴，但终于因为父亲还觉得满意，便也没再说什么。
时间飞快，大学临近毕业，父亲的意思是落叶要归根，想让我回上虞找工作。一天深夜，母亲走进我房间，坐在床头对我说：“你自己考要虑清楚何去何从，我和你爸的意见只能做参考，毕竟咱们在东北生活了二十多年，一是你回去未必*惯；二是你的朋友、同学都在这里，这是你最熟悉的生活圈，若是到上虞，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母亲的眼睛在黑夜里闪着光，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母亲的睿智。
再后来，我们一家人还是回到了上虞。一年一年，我工作，娶妻，生子，渐渐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而和母亲的相处却越来越少。
母亲偶尔也会来我的单位，却不走进来，只是在门卫放下一些土鸡蛋或年糕，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去拿。
而每到这时，我从办公室的窗向外看去，还能看到她的背影，斑白的发丝，在这初夏的风里，有些凌乱......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