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制度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也为我们如何应对当今的技术变革提供了宝贵的启发。”
文/巴九灵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伦·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和影响繁荣方面的研究。
看到这个结果，夏霸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阿塞莫格鲁最终获奖。为什么说“终于”？因为每年诺贝尔奖揭晓时经济界总是存在这样的“模因”。大家会问，阿西莫格鲁先生今年获奖了吗？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伟大的经济学大师有很多，但像他这样每年都受到关注的人却只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学领域的顶级论文发表速度惊人、理论与实证研究相辅相成、研究主题广泛而深入、想象力涵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领域。他堪称经济学界和学术界的“五角大楼战士”。
经济学的屠刊王
传统上，经济杂志有“前五名”描述：《美国经济评论》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政治经济学杂志》 和《经济研究评论》。
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极其困难，即使在美国，许多经济学教授一生也只发表五六篇论文。在许多其他国家，能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通常意味着获得各种荣誉。
然而，在过去32年的职业生涯中，阿西莫格鲁在这五种期刊上发表了76篇论文，平均每年超过两篇。更令人惊讶的是，这还不包括他在顶级经济学和普通科学期刊上的论文（例如《科学》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尽管产量如此之多，但他的出版势头依然强劲，他的事业继续稳步上升，随着他的成就不断积累，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阿西莫格鲁的高生产力首先体现在他的学生时代。他来自土耳其，自幼随父母生活在英国，本科就读于约克大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博士学位。 D .程度。毕业时，审阅他博士论文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马尔科姆森这样评论他的博士论文：
这篇博士论文总共由七章组成，每一章都可以单独作为学术论文发表，而且每一章的质量都极高。事实上，仅最薄弱的三个章节就足以获得博士学位。
阿西莫格鲁在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就业市场上独树一帜，很快就获得了经济学“世界中心”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助理教授的职位。他晋升为一名顶级期刊的教授和编辑，至今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曾经历过坎坷的人生，他们的奋斗和坎坷都反映在他们的简历中。
但阿西莫格鲁的经历似乎会从一次成功延续到下一次成功，从一项荣誉延续到更大的荣誉。如今，他终于获得了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
达龙·阿塞莫格鲁
来源：百度
制度经济学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意表彰这三位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兴衰原因的详细解释。
至此，阿西莫格鲁先生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先生的案子就清楚了。一个国家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由地理、文化、气候等因素决定。
首先，他们认为地理、文化和知识并不是一个国家成败的重要因素，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例如，阿西莫格鲁用中国的发展来反驳众所周知的“新教伦理导致国家繁荣”的文化决定论。中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一个新教国家，但是这几十年来经济也没有什么发展。发展成果值得商榷。同样，建立地理决定论也很困难。世界上许多处于相似纬度的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关键，特别是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是榨取型体系还是包容性体系。
剥削制度的政治表现是少数人掌握决策权，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权力往往集中在军事政权和世袭家族手中，政策成为少数人掠夺他人利益的工具。
从经济上讲，这种制度通过垄断、特许经营、市场调节等手段剥夺生产者的资源。这种制度缺乏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力图控制和限制创新，甚至害怕自发创新。政治和经济通常是密切相关的，剥削性的政治制度往往伴随着剥削性的经济制度。
相比之下，包容性制度强调大多数人的参与，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
掌权者是多数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者，领导职位的机会向更多人开放。在经济层面，包容性制度促进产权保护和创新，避免绝对垄断。总体而言，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典型的例子是墨西哥和美国。当然，两国目前的发展有很大不同，但当西班牙和英国刚进入北美时，两国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发展路径的差异呢？阿塞莫格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墨西哥与美国制度差异的根源。
美墨边境墙鸟瞰图
虽然西班牙确实是采掘型国家，开采大量墨西哥资源供自己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体系是自然的。
事实上，英国最初试图在北美引入类似于西班牙的剥削制度，希望通过剥削资源将财富返还给英国。
但由于种种历史事故，这些努力屡屡碰壁。定居者试图征服当地土著人民，但意识到与土著人民的冲突会造成巨大代价，并试图通过严格的控制制度来抑制移民。然而此举却遭到了移民的强烈反对。
最终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通过吸引更多移民、分享利益、激励移民工作和探索而不是压迫和控制，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这些历史性事故被阿西莫格鲁视为“关键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看似微妙的差异往往会在后来决定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的黑死病，它使西欧和东欧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分歧。随着西欧农民数量的减少，封建领主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包容性的制度，为英国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在东欧，封建领主加强控制，掠夺农民的利益，导致社会长期衰落。这些历史进程塑造了今天东欧和西欧发展的差异。
这些历史事件表明，随着国内权力结构朝着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其制度也转向支持创新和公平竞争，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以前的殖民地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制度，为什么不发展起来呢？
阿塞莫格鲁先生对此的回答如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非自然现象，而是新统治者从殖民时代继承的剥夺制度的结果。独立后，这些国家的新统治者往往只是简单地取代了原来的殖民者，并继续剥削和掠夺本国人民。
在阿根廷、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家尤其如此。尽管这些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它们衰落的根源却惊人地一致。
津巴布韦妇女
就这样，阿塞莫格鲁用“包容与抽取”的二元体系及其动态变换来讨论玛雅文明的兴衰、罗马共和国到帝国的发展以及威尼斯的兴衰。
这套理论可以系统地解释国家的兴衰和贫富的原因。这些理论散布在阿西莫格鲁大量的论文中，因此他系统地组织了这些想法，并与罗宾逊合作，写出了出人意料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技术进步与人类发展
虽然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相继颁发给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但今年的经济学奖顺应了这一趋势，颁发给了像苏珊这样将机器学习引入计量经济学的先驱，有人推测这是因为。可能是。埃尔西·切尔诺朱科夫和维克多·切尔诺朱科夫。
从今年的结果来看，虽然诺贝尔奖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到人工智能，但我可以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工作实际上与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具有深刻的相关性和启发性。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将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约翰逊，以表彰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理解人工智能——或更广泛的技术进步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绝不仅限于政治制度，还包括对技术和生产力的控制。
阿西莫格鲁论文的要点是，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带来普遍繁荣。以工业革命为例，生产力大幅提高，但工人的待遇并没有改善，工作条件反而恶化。正是工会的兴起和政策改革之后，工人的生活才逐渐改善。
阿塞莫格鲁因此批评“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科技进步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或社会福祉。他们指出，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的好处往往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
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农业进步主要使贵族受益，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进步主要使资本家受益，而大多数工人仍然贫穷。换句话说，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但关键是谁控制着额外的收益。如果这些技术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并不一定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
换句话说，技术的进步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光明的未来，关键在于制度。
在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合着的新书《权力与进步》（计划于2023 年出版）中，阿西莫格鲁呼吁在设计新技术时关注“机械效用”。换句话说，技术的设计应该是为了增强人类的能力。它不会取代功能。
由可回收家居用品制成的消毒机器人
他们指出，社会需要重新考虑技术进步的目的，逐步将其转变为促进共同利益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谋取利润的手段。他的建议包括改革数据所有权、调整税收制度以鼓励就业、支持科技多元化投资，以及对算法驱动的虚假信息征税。
他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只有在正确系统的支持下，技术才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深远的利益。
启发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具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事在人为”。
组织和国家的贫富、兴衰、发展、落后，不是由自然因素决定的。制度作为人类创造的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决定了技术发展后财富将如何分配。
好的制度有助于一个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而坏的制度则逐渐削弱一个国家的活力。同样，技术发展的方向也不是固定的。通过政策干预和社会倡导，我们可以引导技术朝着对大多数人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阿西莫格鲁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理应获得这一奖项。他们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制度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也为应对当今技术变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时代，机构仍然是决定其影响的关键。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让更多人受益，避免不平等加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们通过这个奖项提醒我们，只有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才能帮助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撰稿人| 司马毅| 主编|
主编| 何梦飞|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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