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斋教授去世已有两个月了，但他带着江浙口音的话语依然在我耳边响起，仿佛他在与我们讨论永恒的问题，引起我的共鸣。如果真的有“天堂”这样的东西，我相信在那空旷的地方，像这样平静、平和、顺利的讨论会继续下去，令人着迷不已。每个人都有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的瞬间形象。树斋博士的形象就是这种细小却很有穿透力的声音，像一颗细细密密的珍珠。
当一个好人去世时，往往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悲伤和哀悼。对我来说，秀宰博士的死是一个哲学证明，也是我人生态度的宣言。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悲伤都会被遗忘，并成为时间重复中的一种模式或抽象。但一个人一生所表现出的品格总是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和力量，并被那些钦佩他的人巧妙地实践和强调。
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向段德志和我讲述了他对生死的态度，以及苏格拉底、庄子和弘一大师的故事，平静而又有些激动。我们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讨论，比较了歌德的《浮士德》和禅宗同样平淡的死亡态度之间的微妙差异。导师的脸泛起病态的红光，似乎又回到了主持研究生研讨会时的状态。我觉得所讨论的并不是真正的临终问题。这是教师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直面临的问题。这场纯粹学术性的、客观的讨论，是在一个在医院里已经三度被宣布病危的人的床边，直接从死亡中召唤出来的，显得极其奇怪，违背了常理。然而老师却很激动，喝醉了，完全没有悲伤的气氛。
其实，对于老师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生死问题正是他一生所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学到的第一件事。我学的是哲学。当他和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才明白，离开这个世界和亲人的疾病和痛苦、留恋和悲伤，终究不是他自己的。我们的交谈让他在病了这么久甚至在病中再次体验到了自己的真实存在。虽然谈话被老师多次痛苦的喘息和停顿打断，但谈话留下的印象是一种享受。
尽管如此，他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巨大的震惊。在此之前，我感觉老师一直在我身边，关注着我的进步和成绩，鼓励我向更高的高度冲刺。当我的书出版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看它，就好像我从一开始就和我的老师在一起一样，就好像我保留了我探索的所有记忆一样，我要把它交给我的老师。向老师寻求建议并分享您的想法。因此，我不经常打扰老师，常常只是做一些琐碎的事情。但现在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突然体会到了心理上的失落和空虚，体会到了老师不可能永远陪伴在我身边，现实生活中我体会到了与我的相识和交往。学校的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开始。然后这个过程才清晰完整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15年前，正值决定人生轨迹的“科举考试”举行之际，我们所有“学子”都渴望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会就在我们面前。 1977年我报考高考时，我在一家安装公司当搬运工，我记得当时我因超过年龄而无法报考研究生。 1978年，我终于以“同等学术能力”进入考场，第一选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选择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一次读到“陈秀斋”这个名字，就有读书的味道，心里充满了向往和神秘。
我给陈老师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的艰难经历和自学过程。同时，我给他发了两篇练习论文并征求意见。陈老师立即回复，对我的自学成绩给予充分认可，并鼓励我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外语，尤其是为了顺利通过考试。从信中得知，当时陈先生和杨祖涛先生还在武汉大学襄阳分院（实际上是在贫困山谷种菜，相当于“五七干校”），但我得知他们很快就会毕业。我要回学校了。父亲看完信后微笑着说：“陈老师喜欢你这个学生。”我也很高兴，但我有点遗憾，因为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会报名了。如果我把武汉大学作为第一选择，我可能会更有信心。
考试进行得比较顺利，收到了中国社科院的通知，要求我去北京重考。但没想到的是，由于与父亲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我的录取通知书不但没有发出，学习材料和成绩也没有转入第二志愿。命运喜欢捉弄人，但俗话说“因祸得福”，所以结果并不总是坏的。正是因为这次挫折，我得以在陈老师和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发挥所长的学习环境。我给陈教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明年我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决心。老师多次回复并鼓励我。
虽然他说自己不担心主科和基础科目，但外语的准备还是要慎重，而他本来学的俄语虽然也不是不可能，但主要学的是英语、德语和法语。被使用。西方哲学最好用这种语言来研究。从几种语言中进行选择并打下一些基础。我屏住呼吸，向一位学过德语的退休老师请教，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了八个月，目标是学习一门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语言。我以10分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考试，成为了德语大师。
准备期间，陈老师和杨老师还给我寄来了他们整理的《欧洲哲学史》（试用版）套装。第一，他想让我系统地考虑一下；第二，他想听听我的意见。那时我真的是一个新生儿，所以读完之后，我提出了七八个意见。最重要的问题是：“奴隶阶级有哲学吗？”我不认为哲学可以讨论思想或存在的问题，例如伊索寓言或希腊神话。它的状态。还有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但我认为它被批评得太多了，以至于哲学史变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一部人类理解发展的历史。
没想到，这个不经意的意见，正好与陈先生和杨先生的愿望不谋而合，得到了陈先生的热烈赞扬。后来我得知，陈先生和何林先生在1957年因肯定唯心主义对人类思想发展的积极重要性而受到迫害，而杨先生则声称“奴隶阶级没有哲学”。 1971年因此受到迫害。他们编写的“试用材料”并没有充分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
1979年，当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我非常自豪，我特意去了解陈先生做了什么才让我被录取。原来，陈先生早在1978年就已经招收了第一批5名硕士研究生。最初他们计划暂停招生一年，但后来向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解释了原因，并表示还有名额。还有一些人没有被社会录用，但每两年又招聘一次。他还尽力帮助我参加“小语言”德语的考试，但由于工作中的一些疏忽，他无法向我发送我认为是的德语考试试卷。入学时，我曾和卫生科的医生打过招呼，担心体检时出事。
第一次见到陈博士时，他的形象与我想象中的中年贤德老学者的形象截然不同。他一头乌黑的头发，肤色白皙，几乎没有任何皱纹，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的制服，看上去非常年轻，但他的外貌和整体气质却并没有给人任何排斥的感觉。他的语气透着谦逊和简单，仿佛任何话题都与生菜和卷心菜有关。他说话的时候一动不动，只有他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块布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静静地弥漫在他的思绪中。在他的身上，混合着质朴与优雅、热情与冷漠、严肃与冷静。当我去他家和他谈话时，他经常给我倒茶和热水，但有时他不倒水，但他总是举办丰盛的哲学宴会，教我西方哲学，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广泛知识。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我进行分析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和表达，指导、确认和丰富他们的观点。
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反驳我，而是总结一些问题，证实我的想法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并要求我解释一下哲学史，我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背景知识的例子。有。我的观点可以修改或无形地改变吗？当他批准我的想法或认为它是新颖的、原创的时，他总是带着鼓励的微笑看着我。他的眼睛是如此温暖，让我无法忘记。但他从不夸奖太多。他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研究生三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1-2周一次的讨论课。进入大学后，当时的研究生各有各的看法，因此讨论非常激烈，常常以激烈的争论告终。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陈老师都特别高兴和满意，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了讨论的进展，并解释说“我提醒大家，这些问题不可能给出最终的正确答案”。陈教授曾亲口告诉我们，我们的讨论在中国是一流的。这固然得益于四人帮覆灭后自由研究的纯粹学术氛围，但也与陈先生这样克服重重困难的学术前辈的真诚和慷慨是分不开的。走向学术生涯。
在陈老师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意见，而不用担心会违背老师的意见，或者反而让老师不高兴。你永远可以指望陈老师让你快乐。如果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是片面的，你也可以深化，但他永远不会说你的观点是完整的。他常说，一个意见要坚强，就必须能挨打，有时甚至被打死。这是他对我们的希望，也是他自己的鼓励。
例如，在讨论莱布尼茨的哲学时，我认为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定律”最终会导致“偶然真理”，以便将所有定律简化为上帝的“矛盾定律”。提出这将减少“必然的事实”。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言而喻的，逻辑上是合理的，也符合莱布尼茨在理性基础上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当时陈博士非常赞赏我的分析，但没有对我提出的结论说什么。我当时非常惊讶。还有其他解释吗？最近，我读到陈博士的遗稿，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当时陈老师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他并没有将充分理由法则归结为法则。充分理由原则实际上打破了赖西对“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传统片面理解，探讨了自由意志的论证。来自他的逻辑因果链宿命论。
我突然深深地感觉到，这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想法。而如果你按照我的思路，也就是罗素等人赞扬雷的“深奥哲学”、谴责他的“通俗哲学”的路线，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雷的工作只导向一个方向：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陈教授一生都在研究莱布尼茨，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莱布尼茨哲学及其现代生活中隐藏的辩证的、动态的生命力，而他的研究方向不再是“经典”。它不仅与现代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有关，而且与现代人文哲学有关。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充足理由法则”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与逻辑相关的自由意志问题，其内容体现在当代许多伦理、宗教、文化中。这是因为它通过涉及其他人而突然扩大了很多倍。和美学，甚至哲学本体论或存在主义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人文哲学的热点话题。例如，叔本华的主观主义哲学始于对充足理由原则的讨论。令人惊奇的是，陈教授在其晚年的学术生涯中还能拥有如此超越传统的现代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陈先生临终前为何担心无法完成他的《莱布尼茨研究》一书。事实上，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去世的。因为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广阔的理论领域本来就等着他去探索，但现在他只能留给后人了。
我1982年硕士毕业，本来打算到北京的一个单位工作。那天，陈、杨两位老师找我谈话，表示希望我留在学校，共同发展武大哲学领域。本来我并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但是看到老师们的热情，我很快就认定这就是我真正的学术未来，我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先在美育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西方哲学史教育研究室。无论我在做什么，陈老师都像慈父一样关心我的进步。但他从来没有强迫我做任何事。他一直希望他的一位学生能够接手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但他知道我的兴趣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所以他受到了尊重和赏识。努力。作为一名学生，我从未感受到老师的压力，但总是得到鼓励和支持。我想我的兄弟姐妹们对此也有同样的感受。
1986年，陈老师召集数位弟子，编成《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我们在陈教授家里讨论了三天，大家都在争论自己的观点，比研究生院的研讨会还要激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可谁知人人都有“一件事”，而能协调我们这些不习惯追随权威而有所成就的人，非陈先生莫属。
在陈博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于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晋升为正教授。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找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我感觉命运把我召唤到了陈博士身边。尼茨称之为“从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选择最好的一个”。唯一让我感到遗憾和愧疚的是，陈医生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多年没有治愈，后来发展成了我始料未及的致命疾病，我对此无法免除责任。 “陈旧性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通常进展缓慢的疾病。以陈医生的身体状况来说，如果他各方面都保持良好的话，他的症状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恶化得那么快，以至于无法康复。然而，陈医生本人却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病情。这种态度也对我产生了无形的影响，其后果是我无法谨慎预测的。回首往事，我感到无尽的悲伤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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